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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推想，《左傳》寫定於戰國時代（鐸椒是戰國時人），但和《公》、《榖》一樣，也是先經過了一個口耳相傳的過程。如此龐雜的內容，從口耳相傳到寫定成文，會不會出現訛誤呢？

文字在轉寫傳抄中確實是很容易發生訛誤的，所謂「善本」只是相對而言。戰國與秦、漢之際正是經籍大毀滅、文字大變遷的時候，漢初搜羅的經籍也儘是民間手抄本，而且也不知已經輾轉傳抄了多少次，而版本的歧義又導致瞭解經師法的不同。至少在可見的層面上，學派義理之爭有不少都是由經籍版本歧義衍生出來的，如金德建所謂：「由於文字上有今古異文，自然發生版本的問題，所謂今文的本子和古文的本子。有了版本不同，就有傳授講誦這些本子的人，各家紛紛異說，便產生所謂學派分歧。牽涉到了學派後，內容就廣泛多端，複雜起來，我們可以總稱叫做今古文經說的不同。所謂漢代學術史上的今古問題，就不外乎文字版本上不同，接著再發生學派經說上的不同。」786

《春秋》一字之差就很可能潛伏著什麼微言大義，如果再混上版本校勘問題，越發顯得難解。「三傳」因為《春秋》的脫漏訛誤而闡發微言大義的不止一例，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專有一篇歸納三傳裡邊《春秋》經文的差異，共計近三百處，其中如《左傳》和《榖梁傳》在「成公六年」的經文是「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傳》的經文卻作「晉欒書帥師侵鄭」，一個「救鄭」，一個「侵鄭」，意思截然相反。這不是對義理的不同解讀，而是對事實的不同描述。

歷代學者們專門作三傳校勘工作的專著就有多部，如清人朱駿聲《春秋三家異文核》，談到著述緣起，就說古書傳寫，各有師承，文字經常互有出入，要想搞明白經文到底是什麼意思，思而不學則罔，還得多作研究才行。787

2．名與字

上文由「父」和「甫」字而略談今古文的差異和經文傳抄的淆亂，但邾儀父之名與字的問題仍須細辨。

《春秋緯》稱「字者，飾也」，788一個人的字就是他的裝飾。這裝飾大有講究，一個普遍的規則是：字和名應該要有意義上的關聯。《春秋經·桓公二年》提到一位「孔父」，即孔父嘉，孔子的六世祖，明代朱朝瑛《讀春秋略記》辨析「孔父」的名字問題，認為「孔父」是名，「嘉」是字，理由是：「父」與「甫」通，是個美稱，而「嘉」也是美好的意思，名與字意義關聯，這才合乎規矩。另外，唐朝詩人杜甫字子美，也是以「甫」和「美」作意義上的關聯。789

邾儀父，名克，字儀父，這裡的「克」和「儀」一定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聯絡。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有過分析，說名克字儀的人並不是隻有邾儀父一個，還有周王子克字子儀，楚國鬥克字子儀等等。「克」通「刻」，而「儀」並不讀作儀式之「儀」，而讀作suo，也可以寫作「犧」。——「儀」和「犧」從繁體字看，一個是「儀」，一個是「犧」，字形相近。「犧」是個多音字，一般讀xi，但還有個讀音是suo，指一種木刻雕花的酒杯——這就和「克」（刻）發生關係了。所以王引之說：「儀為疏刻，故名刻字子儀。」790如此看來，邾儀父不能讀作邾儀（yi）父，而應讀作邾儀（suo）父，並且這個「儀」字是不能簡寫的。

再有，按當時的習慣，三個字的字雖是全稱，卻也可以省略來稱呼的，比如第一個表示排行的字就可以省略——「伯儀甫」也稱「儀甫」。

也有省略「甫」（父）字的——「伯儀甫」於是還可以被稱作「伯儀」。如周公長子伯禽（一般被認為是魯國的始封君）全稱就是伯禽父，孔子字仲尼，全稱應是仲尼父。按《禮記·檀弓上》的說法，周人一般幼年稱名，冠禮之後稱字，五十歲以上可以單稱伯、仲等行輩（大約有敬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