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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法國時裝設計師讓？保羅？高緹耶的風格化衣服，奠定了日後雙方合作的基礎；此外，他也酷愛阿瑪尼（Giorgio　Armani）的西裝，更是少數能以中等身型而能穿出一身帥氣的男子。有趣的是，歷年來張國榮的大部分唱片封套都是以西裝示人，例如《一片痴》、《為你鍾情》、《張國榮（迷惑我）》、Summer　Romance、Final　Encounter、《張國榮精選》，等等，或以西裝外套配以簡約的襯衣，或以煲呔（Bow…tier的廣東話音譯，即蝶形領結。——編注）配合三件頭的英式西服，甚至是紅色領帶配襯整套全紅的衣褲。西裝的造型凸顯了他閒雅的意態、翩翩瀟灑的風度，而大膽的用色與簡約合身的剪裁又使他建造了潮流的典範，這些造型，在當時已引來無數的模仿者，而隔了這些年月的距離，卻仍沒有落後或過時的感覺。由此可見，張國榮的衣飾品位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而歷久常新。香港時裝設計師馬偉明曾經指出，八○年代流行西裝外套單穿，不一定會跟下身連成一套，張國榮在這方面的配搭做得恰到好處；八○年代中期開始，張的造型漸漸趨向casual，由斯文深情慢慢轉為充滿動感和型格，例如詹尼？範思哲（Gianni　Versace）與羅密歐？吉利（Romeo　Gigli）等充滿活力色彩的設計，將張國榮推向更時代化的感覺；直到九○年代初，張又轉回西裝筆挺、一派貴公子的模樣，當中更見成熟的風味。馬偉明甚至概括地說：“他摩登、前衛、*，永遠自信十足，很喜歡錶達自己，以服裝為例，他不會介意別人的看法，認為在臺上好看的，他就會盡情表現自己，別人的眼光他不會太在乎。”“衣飾”對張國榮來說，是演藝工作的需要，亦是表現個人潮流觸覺的美感體驗和突出自我形態的真身再現，例如眾所周知，張國榮喜歡穿“紅”，亦是少數被公認穿得好看的藝人，那是由於“紅色”並不是人人受落和穿戴得起的顏色，它的霸道和明豔，如果沒有張揚的個性是無法穿出味道的，但張國榮的“紅”，卻體驗了典雅的成熟美、飛揚的動感與氣勢，同時又散發讓人充滿遐思的情慾想象。到了後期，“衣飾”更成為張國榮“性別”身份的再造、個人陰柔氣質的盛載，九○年代中期以後的他，穿得更隨心隨意，不但混融男女性別的界限，舞臺上彰顯男體女相的形象，甚至以歌曲和音樂錄影闡述人與衣飾彼此解放的可能。到了這個時候，張的步法走得更前更遠，遭受抹黑、攻擊和非議的壓力更大。

如果“性別”如同“衣飾”，可以隨時更替、變換和錯置，那麼，張國榮引人入勝或引起爭議的地方，便在於他在舞臺上層出不窮、時男時女的性別易裝遊戲，一方面為香港的表演藝術與流行音樂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典範，另一方面又處處觸碰了社會大眾的禁忌與性別偏見，因而造就他獨有的傳奇風采。這個篇章，就是基於要為張國榮的性別議題爬梳脈絡而寫的，從一個演藝工作者舞臺姿態的剖析，彰顯張的藝術創造與成就，並且拆解社會大眾對“非異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存有根深蒂固、約定俗成的成見。這裡藉著討論張國榮在電影和舞臺上的性別易裝，以及在音樂錄影裡雙性與雌雄同體的形態，開啟性別論述的空間，跨越舊有社會成規的限制，揭示媒介集體建構“恐同症”（homophobia）的方向和現象。這個章節的目的不在於判斷真偽對錯，而在於辯解媒介與性別議題之間對衡的張力，從張國榮孤身作戰的性別抗爭中，窺視和反思香港傳媒的權力與暴力。

顛覆“恐同意識”的易裝演出：《霸王別姬》（1）

“我做《胭脂扣》的十二少和做《霸王別姬》的程蝶衣，其實都有跡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我就是我，每次演繹都有自己的影子。”

一九九三年由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