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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躲進廁所裡，送信人則將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寧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確實更願意做地方官。他考中進士以後，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照規矩，任期期滿後，可以透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

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熙寧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麼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麼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寧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後，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並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

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只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只因為後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於實踐了。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聖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屬。王安石也當仁不讓：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二　時勢造英雄（2）

王安石沒有說假話。只要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就不難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為四類。一是救濟農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財政的，如方田法、均稅法；三是二者兼顧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四是整飭軍備的，如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如果不走樣地得到實施，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國強兵、重振朝綱，就不再是夢想。

就說免役法。

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實就是義務勞動。這是稅收（錢糧）以外的徵收，本意可能是為了彌補低稅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慮到民眾出不起那麼多錢糧，便以其勞力代之。但這樣一來，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錢（賦稅），還要出力（徭役），實在是不堪重負。事實上宋代的力役，種類也實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賦稅之役，有追捕盜賊之役，有傳遞命令之役，不勝列舉，人民群眾自然也就不勝其煩。但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麻煩在於，正如《宋史·食貨志》所說，“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偽滋生”。有錢有勢的縉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