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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儘管對基督教徒判決和懲罰的一般原則早有明確規定，但處在這麼一個疆域遼闊、各自為政的地方政府的統治之下，這一教派的命運在很大程度1 德爾圖良認為因懼怕遭受迫害而逃走，實是有意抗拒上帝意旨，因而雖不能說是完全的，但仍屬極有限的，背叛行為等等。他曾寫過一篇專門討論此一問題的文章，文中充滿了最荒誕的說教和語無倫次的叫囂。

但值得注意的是，德爾圖良自己並沒有親嘗殉教者的痛苦。

頁面上仍取決於他們自己的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以及最高統治者和他的下屬各級官吏的一時的心情。一時的宗教狂熱有時便會激起異教徒出於迷信而產生的瘋狂情緒，而慎重的思考卻又常會壓下或減輕這種情緒。各種各樣的動機都會驅使行省總督們嚴格執行法律，也可以使他們放寬尺度；而在這些動機之中，最強有力的一項莫過於他們不僅要注意已公佈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個眼色就足以點燃或熄滅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當帝國各地偶然採取一些嚴厲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會鳴冤叫屈，甚而至於誇大自己的苦難；但所謂&ldo;十大迫害&rdo;這個人人皆知的數字卻是由世紀的教會作家議定的。他們對於從尼祿到戴克裡先時代教會的興衰禍福應看得更為清晰一些。埃及發生十大瘟役和《聖徑&iddot;啟示錄》提到的怪獸十角等先例首先啟發他們也想到十這個數字；而在他們把對預言的信仰應用於歷史事實的時候，他們卻十分小心只選擇了那對基督教事業最為仇恨的朝代。

可是，那幾次短暫的迫害活動僅足以復活信徒們的熱忱和強化他們對教規的信念而已；每一次異常嚴厲的時刻倒總會有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時期作為補償。一些君主的漠不關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寬容態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許並不合法，但實際存在的公眾的容忍。

德爾圖良的 《護教論》裡舉了兩個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時也是十分可疑的皇帝大開恩的例子；那就是提比略和馬爾庫斯&iddot;安東尼所頒布的一些敕令，那些敕令不僅要保護基督教徒的清白無辜，甚至還完全肯定了那些可以證明基督教的教義的真實性的偉大奇蹟。這兩個例子中的第一個顯然有若干可能使不肯輕信的人大惑不解的疑團。它要求我們相信，彼拉多本人曾稟告皇帝，說他自己曾把一個清白無辜的人，而且似乎還是一個聖人，極不公正地判處了死刑；因而，他自己雖無其德，卻遭到了有可能成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險；相信那個曾公開表示蔑視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卻忽然想到要把猶太人的救世主算入羅馬的諸神之列；相信那個一向對他唯命是從的元老院居然敢違抗主子的命令；相信提比略不但沒有對元老院的抗拒態度生氣，反倒很樂意在保護基督教徒的法令得以實施，並在該教會有個明確名稱並實際存在以前的許多年，由他來保護基督教徒免受嚴刑峻法的傷害；最後還相信，關於這樣一項異常事件的記載雖然儲存在完全公開和絕對可信的文卷之中，卻居然沒有被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所發現，卻只顯現在這個在提比略死後年撰寫《護教論》的阿非利加基督教徒的眼前了。馬爾庫斯&iddot;安東尼敕令的發布據說是出於感激之情，因為在和馬科曼人的一次戰爭中，由於他向上帝祈禱，竟使他神奇地獲救了。好幾位異教徒作家都曾連篇累牘地記述過當羅馬軍團如何陷於困境，暴風雨和冰雹如何及時來臨，一時間如何雷電交加，以致蠻族軍隊如何在恐懼中望風逃竄等等。如果當時軍中有些基督教徒，他們當然會把這一切歸功於，在危急關頭，他們為了自身以及全軍的安全而作的禱告。但是，黃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帝國的獎章以及安東尼的紀功柱卻都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們，無論是君主還是民眾誰也沒有注意到基督教徒的這種重大貢獻，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