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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近代軍用工業的歷史作用是雙重的，並非如有些人所說&ldo;禦侮&rdo;是假，&ldo;安內&rdo;是真；或者說&ldo;禦侮&rdo;是公開打出的旗號，&ldo;安內&rdo;才是真正的目的。從地主階級的階級本性上分析，從實際的歷史情況出發，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清政府無論是為&ldo;禦侮&rdo;或&ldo;安內&rdo;，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這一根本目的，而且，為了這一根本&ldo;大計&rdo;，兩者對清政府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實際卻服從同一個需要。至於有些時候&ldo;安內&rdo;作用大於&ldo;禦侮&rdo;，那是受到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所制約，是由於清政府國力衰微而與列強勾結越來越緊密的時代背景所決定的。

第七章 洋務文化教育的開端

第七章 洋務文化教育的開端

一、舉辦洋務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

一、舉辦洋務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

洋務文化教育，是指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運動中，洋務派為適應洋務活動需要所舉辦的文化教育事業。這種事業，既與清政府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動有關，也與辦洋務企業的經濟活動及一切政治、軍事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洋務文化教育涉及面是比較廣泛的，它培養了包括翻譯、外交、律例、科學技術、企業管理、電報、礦務、冶煉、機械製造、水陸軍事等等多方面的專門人才。這些文化教育事業，主要是由於洋務派在洋務活動實踐中，意識到培養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性而逐漸舉辦的，是適應洋務活動的具體需要進行的。因此，雖有一些計劃，但並無遠景規劃和戰略目標，因而基本上是被動的，尤其在洋務運動開始時是如此。

首先意識到緊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譯）人才。清政府在與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並不是到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才開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時的通事，主要是由於廣州一口對外貿易等活動，和澳門一隅同洋人接觸及傳教士的活動等關係，而自發的出現和形成的&ldo;通事&rdo;群。沒有誰有意識地培養他們。只有在北方因與沙俄交往較多，而俄語通事難覓，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設立過俄文館。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公使駐京了，與西方國家交涉事件開始增多，其中以英法為最多。因此，對於懂英法語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頗為迫切。以前雖有從買辦等渠道自發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這類人數量有限，質也不高，不能適應開放形勢和國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這類通事大多與洋人關係密切，清政府對他們表示不信任，事實上其中一些人也確實不能信賴。李鴻章到上海不久即發覺這些通事的劣跡而揭露說：

&ldo;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夥子弟，佻遊閒，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通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塾，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rdo;（他們知識不多，翻譯往往失實）&ldo;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慾，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rdo;（他們甚至）&ldo;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成大釁。&rdo;

上面一段話說明：一、過去那些從事通事工作者，多系社會無賴遊民；二、這些人多系外國侵略者培養出來的；三、這類通事為侵略者服務，反而對中國的事起壞作用。鑑於這種情況，就非培養自己的翻譯人才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