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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ldo;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rdo;一語看，清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更著重滬、粵兩地的方言館。這一點李鴻章在籌辦之初就講得很清楚，他說：學習外國語言文字，&ldo;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傅之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嶽之間之說也。&rdo;在洋人、買辦薈萃的上海、廣州辦外語學館，遠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條件有利是明顯的；其次，單靠京師同文館的學員來兼顧滬、粵兩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難的。故李鴻章說：既然廣東、上海兩口的交涉事件轉多於總理衙門，&ldo;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rdo;。這些意見是正確的。也可看出李鴻章想打破清廷對新型人才培養的壟斷權，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鴻章已認識到培養外語人才除為中外交涉之外，還為引進科學技術知識創造條件。他在籌辦廣方言館之初即強調這方面的作用說。

&ldo;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稗助。&rdo;

從李鴻章這段話看，識見遠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學外語與閱讀和翻譯西方科學技術書籍聯絡起來；其二，把學外文、科技與&ldo;自強之道&rdo;聯絡了起來。這種見解出自1863年春間，據我所看到的同類意見，還沒有比李氏早的。這也許是由於他處於&ldo;莊嶽之間&rdo;的上海，而又正在身體力行地實地辦近代軍用工業，因而較早體會到學習外語和引進科學技術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緣故。

李鴻章辦上海廣方言館在選取學生上還有與同文館不同的地方。其表現：一、&ldo;選近郡年十四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rdo;入館學習。這裡強調&ldo;近郡&rdo;，就打破了從八旗子弟中選取的規矩；二、&ldo;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rdo;小官可以入館學外語科技，這也是一個創舉。這應認為是奕等於1866年請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五品以下官員入館學習的措施的先聲。

上海廣方言館於1863年3月開館，馮桂芬為之擬訂章程12則，招正附課學生各40名，4年畢業。聘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為西文教習；華文教習則有徐雪村、華若汀諸人。王韜記其事雲：廣方言館&ldo;延西士之學問充裕者為之教習，而教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三閱月一行考核，拔其優者充博士弟子員，或在逼商衙門司理繙譯，承辦洋務。……果其才能出眾，則督撫登諸薦牘，調京察驗，授以官職。&rdo;這就打破了從正途選官的慣例。廣方言館於1870年移附於江南製造局內書院，成為該局翻譯館的核心。

繼上海之後，廣州方言館於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開館。清政府派鑲黃正白旗漢軍協領王鎮雄為提調，漢軍防禦談廣枬、候補縣丞湯森為館長，江西南豐縣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子登）為漢文教習，聘美人譚順為西文教習。學生數額為20名，在廣州駐防的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翻譯子弟中，揀選資質聰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ldo;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願入館附學，亦準公正官紳保送入館，一律訓習&rdo;，這種&ldo;附學&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