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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都在政治的&ldo;局&rdo;中，並且被政治改變著。丁玲一生痛苦與榮耀都拜政治所賜，後人看丁玲也常困於政治迷霧而看不清，所以有一本眾人評說丁玲的集子，叫做&ldo;左右說丁玲&rdo;，明顯的政治視角。蕭軍因&ldo;反蘇&rdo;，不待全國解放已經被批判，成為社會閒人，直到&ldo;四人幫&rdo;粉碎後四次文代會，他自稱是&ldo;出土文物&rdo;，被政治塵埋可謂久矣。而王實味早被政治&ldo;刪除&rdo;了。死前，王實味被批准接受來延安的記者團採訪，他的回答當然是顧全大局的。

三

周揚作為文藝理論家，在上海&ldo;左聯&rdo;時期提出&ldo;國防文學&rdo;，卻引起與魯迅等人關於&ldo;兩個口號&rdo;的論爭。即便是為抗日而搞統一戰線，魯迅也無法忘卻那些屠殺青年、禁書刪書的敵手，更不認同無原則的&ldo;團結&rdo;。周揚出師不利。到延安後，他追隨毛主席，不斷除錯文藝與政治之關係，特別是在《講話》之後，他積極擔當《講話》的宣傳者、解說者、應用者，逐漸地成為延安文藝界的理論權威。

翻譯過半本《安娜&iddot;卡列尼娜》的周揚自有他的文藝情懷，一度延安舞臺上&ldo;大、洋、古&rdo;的風尚，與他領導下的魯藝&ldo;關門提高&rdo;的正規化、專門化教學，都違背大眾化宗旨。好在他趕快公開檢討，跟上了黨的步調。他撰寫了一系列文章，《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關於政策與藝術》，在這些文章中，周揚自覺地積極地促進文藝與政治結合，他&ldo;深深地感覺，不把自己的創作活動與群眾的世紀鬥爭密切聯絡起來，使之服從這個鬥爭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藝術與政治之真正的結合的。&rdo;他盛讚趙樹理的小說，認為這是&ldo;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rdo;。可以說，從這時開始，作為文藝理論家的周揚考慮的更多是讓文藝更加政治化，而他個人的身份也更加政治化了。

當時，《講話》傳到國統區，比周揚資歷更老的文藝理論家胡風、馮雪峰，還習慣於平起平坐地與政治家探討問題。《講話》提倡為工農兵服務，向人民大眾學習，胡風卻還延續著五四啟蒙精神，認為工農兵的精神要求雖然伸向解放，但他們的身上隨時隨地潛伏著、擴充套件著幾千年精神奴役的創傷，這也是事實。延安整風反對主觀主義，胡風、舒蕪卻正在呼喚發揚&ldo;主觀戰鬥精神，反對教條主義。在延安來的大員何其芳、劉白羽、林默涵組織的《講話》宣講會上，胡風固執己見，自然就被看作是對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抗拒。馮雪峰的異見與胡風相通的一點，是反對左傾教條主義，強調文藝自身規律，不能以政治取代文藝，同時也指出&ldo;人民&rdo;是複雜的矛盾統一體，有求解放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識束縛的一面;此外，他對大眾化形式作深入探討，強調大眾化不單是一味地民族化，他試圖將世界文藝中適用的東西吸納進來。畢竟是五四精神之光沐浴過的，馮雪峰視野顯然更為開闊。

但是，無論是胡風還是馮雪峰，都將因政治不正確而被開除出文藝隊伍、革命隊伍，何止是他們，在劃分了紅、黑、黃作家後(沈從文就恐懼在新社會被清除出局，無望中幾次自殺，未遂，後躲到整理文物的角落裡，退出文壇)，在批蕭軍、批胡適、批胡風後，在把馮雪峰開除出黨、將丁玲發配北大荒之後，與政治共生最久的周揚也在&ldo;文革&rdo;中被打倒了。還剩下什麼?八個樣板戲。

而此時的魯迅，被政治閹割，濫用，早已面目全非。以往魯迅嘲笑寫三角戀愛小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