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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救國會領袖、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曾在上海主持過銷量達15萬份的《生活週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辦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別是進步青年中具有深遠的影響。1937年7月31日韜奮出獄後，依然決定以他所熟悉的新聞宣傳工作，投身於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8月9日，僅僅用了20天的時間，由韜奮主編的《抗戰》3日刊(後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漢年根據周恩來關於以文化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救亡運動的指示，非常支援韜奮的工作。他經常為《抗戰》)3日刊撰寫文章，他所寫的《全面抗戰釋》、《動員群眾的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以簡練的語言，精闢的論述，向人們傳達了全面抗戰的精神實質，批判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他的具有政治導向性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進一步擴大了《抗戰》3日刊在群眾中的聲譽。

潘漢年與郭沫若可謂是老朋友。早在創造社時期就共過事。以後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上海請潘漢年到南昌，幫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張周報‐‐《革命軍日報》。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兩位老朋友一別就是19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郭沫若&ldo;別婦拋雛&rdo;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抗戰，潘漢年代表黨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雖不減當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談舉止中，卻常常流露出些許惆悵。潘漢年瞭解到郭沫若惆悵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圖的願望與對時局、人事生疏的矛盾。於是，潘漢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後長期在上海工作、對上海情況相當熟悉的夏衍充當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據周恩來希望上海&ldo;文協&rdo;出一張日報的指示，在與夏衍、胡愈之、鄭振鐸、張志讓商量後，決定請郭沫若出任即將出版的&ldo;文協&rdo;機關報‐‐《救亡日報》社社長。在潘漢年的幫助下，郭沫若又重現了他昔日政治活動家的風采。無論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電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敵的電報中，還是在&ldo;文協&rdo;所屬國際宣傳委員會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中;無論是在&ldo;文協&rdo;假交通部國際電臺舉辦的抗日講座中，還是在組織戰地服務團工作中;無論是在與上海舊劇界商討舊劇如何適應抗戰形勢，還是在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的一系列活動及浦東各界舉行的軍民聯歡會上，人們又聽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陳詞，看到了郭沫若為抗戰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上海救亡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與以宋慶齡為首的各界上層人士、社會活動家的衝鋒陷陣是分不開的。上層人士的出面，對基層群眾性救亡運動的開展無疑是極大的推動。但是，宋慶齡等在上海救亡運動中的公開露面，必將引起日偽的極端仇視。上海華界淪陷前後，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1937年10月便開始考慮如何安排上層人士的撤退問題。10月下旬，當他接到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為了宋慶齡的安危，請她撤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馬上親自把電報送給宋慶齡。由於宋慶齡尚有工作需要處理，一時無法離開。上海華界淪陷後，潘漢年再次收到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催促宋慶齡速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立即透過地下黨員李雲向宋慶齡作了轉達。12月23日，宋慶齡在紐西蘭友人路易&iddot;艾黎的陪同下到達碼頭，乘德國郵船離開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運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著名政治活動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華界淪陷後，由潘漢年安排撤離上海。當時，上海的形勢已急劇惡化，中共中央曾於上海華界淪陷的當天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