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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rdo;。

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ldo;其部居門目，始終

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rdo;（《朱子大全》卷81）所謂&ldo;微意&rdo;，就是指袁樞的政治

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裡（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

&ldo;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rdo;（《通鑑紀

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鑑戒。袁樞還

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ldo;祖逖北伐&rdo;、&ldo;宋明帝北伐&rdo;等，大書特書，而

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ldo;石勒寇河朔&rdo;，&ldo;趙魏亂

中原&rdo;。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

閱讀時，讚嘆地說：&ldo;治道盡在是矣。&rdo;（《宋史&iddot;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

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ldo;時&rdo;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ldo;人&rdo;為

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ldo;事&rdo;為中

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

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ldo;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

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l;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r;。&rdo;（《文

史通義&iddot;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

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鑑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鑑》，但對《通鑑》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於《通鑑》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

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鑑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鑑》元注本互校，

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鑑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鑑正文校

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註文外，

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註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鑑》成為現有較好的

一種版本。

《通鑑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鑑》本來就是一

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ldo;大

盜&rdo;、女主、外戚、宦官、權臣、&ldo;夷狄&rdo;、藩鎮之類，其他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