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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乃人文薈萃之地，每逢會試之年，全國各省成千上萬經過層層考試篩選上來的優秀學子匯集於此，有幸成為進士者，不過百餘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這些人，可稱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與這些人為伍，國藩自然境界大開。37談到交友，他興奮地說：&ldo;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rdo;38碩學鴻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覺。

在傳統科舉制度下，中式計程車子，會結下兩種重要的社會關係。一是門生與座主的關係。無論鄉、會試，都有主考官與同考(閱卷)官，一旦中式，士子與考官之間就有了師生之誼，其中主考被稱為座師，同考被稱作房師，士子們則自稱門生。二是鄉、會試同年的關係。即同榜考中計程車子，互稱同年，彼此互通聲氣，有著特殊的情誼。師生與同年之誼，會伴隨他們終生，是種重要的政治資源。座主往往會對門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間也會互相照應汲引，在傳統社會中，這是仕途上的極大助力。

曾國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會試考官名位顯赫，座師是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兵部尚書朱士彥、禮部侍郎吳文鎔、左都御史廖鴻荃，房師是剛剛卸任的山東學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測，曾國藩官運亨通，全在其座師提攜。但從他留下的日記看，國藩於這些人，並無特殊的關係，除與同年們一起賀壽拜年而外，平時幾乎不走動，也沒錢走動。況且道光皇帝是個師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絕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進士、翰林數十名，同樣的門生座主關係，仕途蹭蹬，沉淪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與其說曾氏以夤緣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運氣好。兩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從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謂簡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優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於同年間的關係，則大為不同。此時的曾國藩，可謂是&ldo;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rdo;。或同鄉，或同年，或同事，往來過從者，皆躋身翰苑，極一時之選者。除定期會課39外，曾國藩每日裡與朋友談詩論文，酒食徵逐，幾乎日不暇接。&ldo;留館後，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覺過了四十餘天。&rdo;40靜下心來後，他痛自反省：&ldo;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l;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r;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嘆!&rdo;42

曾國藩是個酷愛讀書之人，何以會痛貶自己&ldo;不學如故&rdo;呢?在這裡，先要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在京師士大夫當中流行的程朱之學。清代學術，有漢學與宋學之分，所謂宋學，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學。乾嘉以降，漢學大興，但程朱之學作為朝廷樹立的正統，仍然高踞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在20世紀的哲學教科書中，程朱理學被定位於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學說，尤其在人性論上，更被認為是扼殺人性的毒藥。故而在這個問題上，須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學，做人與學問並重，所謂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也。宋儒是以繼承孔子道統為己任的，故其治學自然也貫徹了這一宗旨。其口號&ldo;存天理，滅人慾&rdo;，大為後世所詬病，如清儒戴震抨擊其為&ldo;以理殺人&rdo;。其實&ldo;以理殺人&rdo;者，與程朱無涉，而是後人的一種誤讀。這個口號強調的是個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為的是培養起一個良好的人格後，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國家事務，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於後來的統治者認為理學有利於其統治，拿來為己所用，納入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責任是不能算在學者身上的。宋儒選定&ldo;四書五經&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