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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和滿清議和。恰逢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這時一件極為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使者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在這兩個糊塗蛋的無意間的聯合下，此事大白於天下，群臣拿到了證據，一片譁然，立刻上奏章反對。

崇禎的個性缺點在這時再次體現出來了，面對群臣的紛亂，為平眾怒，他竟下旨捉拿了陳新甲，要陳新甲解釋這罪惡之行的動機是什麼？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並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丟了臉皮，更怒，於是下旨將陳新甲立即斬決。從此後，再也沒有人敢提議和之事。

今人看之，議和無疑是當時惡劣環境下的一個明智之舉，而滿清一方，其實從皇太極開始，也因忌憚明軍威力，就時常有議和想法，甚至皇太極甘願自降身份，屈於明天子之下。崇禎能想到此招，也並非完全無智之人，但關鍵的是，滿朝群臣可能不會忘記，不過數年前，曾經力主議和的袁崇煥就以通敵之罪被凌遲處死，&ldo;議和&rdo;之事，處理不好就變成了&ldo;賣國通姦&rdo;，這是如何忌諱的事情！前有袁崇煥，後有陳新甲，從此後&ldo;議和&rdo;之事更是再也不能提，而明朝最後的一個機會，就此錯過。

南遷與議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後了一條路‐‐勤王，而圍繞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間，上演了一出鬧劇。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旋即渡河東徵，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了，內憂外患無法消解，此時尚可作戰的只有吳三桂手下號稱八萬之眾的關寧鐵騎。但圍繞著是否調吳三桂入京的問題，群臣再次發生爭議，因為吳三桂此時擔任的職務是寧遠總兵，調吳三桂入關事宜，無異於飲鴆止渴，撤走寧遠軍隊，不但意味著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堅固的防線，更意味著寧錦防線的放棄，由寧遠至山海關一帶的幾百里土地無人保護，勢必會落入清人之手。而從此京師屏障只剩下山海關一座孤城，同樣是危險萬分之事。

丟棄土地，是歷朝歷代都不允許發生的醜事，特別是，還要丟掉可以抵擋關外敵人的最重要的土地，當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禎個性，即使此舉能成，一旦事畢後肯定會就此找一個替罪羊，以掩飾自己的無能，有陳新甲的先例，誰會自願做這個替罪羊？這時滿朝大臣對崇禎的心態已經有所瞭解，於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統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表現出了它的低能和工於算計：滿朝的文武大員先是面面相覷，怕承擔責任，都不敢發言，到後來內閣首輔、大學士陳演不得不上前說話，打出&ldo;一寸山河一寸金&rdo;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但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

這種廢話式的意見一下子開了頭，滿朝文武以廢話為基準，說了更多形同沒說的廢話。調兵之事於是壓下。二月，崇禎再提舊事，眾臣又是老樣子，最後只有吏都科給事中吳麟徵積極主張調兵，到這個危急時候，明朝的大臣們出於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個準意見。

崇禎心裡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無法可施，因為這個時候，殺人和換人也解決不了問題。最後，閣臣陳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見，請吳三桂之父吳襄進京，擔任中軍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計。崇禎馬上召見吳襄，問吳襄，可否棄寧遠，吳襄表示可行，崇禎再問，吳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這位身世顯赫的老將軍實話實說，註冊八萬，可用者三萬。

三萬！崇禎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軍隊全盛之時，有百萬雄兵可用，如今，能夠撐起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