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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中學生的四千字華章

中學生的四千字華章

“我升初三後，中文老師是27歲的楊錦銓（名字很像英文老師楊錦鍾，但是男的，並且是福建人）又兼導師。他是一位最能啟迪學生的中文教員，臺灣海疆學校畢業學歷雖不怎麼樣，但書教得真好……因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楊錦銓老師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談到中文程度，我寫道：‘現在學生的中文程度要比過去差一倍。’他批改時，不以為然，批曰：‘怎麼可以數字計量？’作文簿發下來，我沒說什麼。36年後，他退休了，我託石文傑送我的書給他，以示不負師教之意。順便請石文傑轉告他：‘《傲慢與偏見》小說中，就有誰比誰漂亮一倍的用法。’46年後，我在電視節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稱讚他，移居美國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20年剛剛完成的一套大書—《說文意象字重建》給我，我大吃一驚，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績，真是高人一等。他寫信給我說：‘我兄名滿天下，卻如此念舊，衷心感動不已！’我跟楊錦銓老師40多年未見，但是師生之誼，懸而不斷；念舊之情，老而不衰，其交君也子。”

“從初二到高一，14歲到16歲，我因為中文好，參加過多起演講、辯論、論文比賽。初二時得過全臺中市第四屆全市語文演說競賽，得初中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臺中女中；第三名是張立綱，他代表臺中二中。張立綱的哥哥張立豫後來成了我四姊夫，張立綱也變成院士級的學者）。高一時參加臺中市論文賽、本校論文賽，皆獲第一名。高二時在《合作經濟》第二卷第十二期發表《合作制度與節制資本》，這是參加慶祝第三十屆國際合作節徵文而作，得了全臺灣第一名，並拿到有生以來最大一筆數目的獎金。我用那筆錢買了中華書局版四十冊的《飲冰室合集》。

“在參加各種比賽以外，我在高一也寫過《李敖札記》四卷；並在《學生》雜誌第四十六期發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報》發表《〈英倫歸來〉的啟示》、《生也有涯知無涯》；另外還寫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諸葛亮的軍政》、《虛字的對聯》、《字形的對聯》、《毋忘在莒的出處》、《行李考》等稿子。這時我16歲。”

“1953年我18歲，念高三，只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那北京大學畢業的老子他隨我的便，輕鬆地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他當時正是臺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念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於是，我蹲在家裡，在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也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從讀〈胡適文存〉說起》及《李敖詩集》等。我有這麼好的寫作能力，和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有關。到臺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500多本藏書，進臺中一中後，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4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鑑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京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京的中學生不像臺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高一時候那篇4000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