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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迅速做出決定的時候，直覺、部分的無知和選擇性遺忘比豐富的資訊和嚴謹的邏輯更加重要。

《紐約時報》的記者問：“為什麼在現代社會直覺思維的名聲很壞？”吉仁澤回答說：“這是因為現代人認為靠直覺不夠理性。美國的國父之一富蘭克林建議他的侄子，在人生重要關頭做決定的時候，他應該像簿記員一樣，列出每種選擇的利弊，全面權衡之後再做決定。這是經典的理性的方法。”但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學會了用簡潔的方法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有人說，複雜的問題需要複雜的解決方法。實際上，在不可預測的環境中，正確的做法與此相反”。

在棒球比賽中，接球的時候沒人計算球的軌跡，他也說不清楚他是怎樣做到的。他雙眼盯著空中的球，開始跑動，調整跑動的速度以便以固定的角度看到球。下意識中他的大腦為了實現目標做了很多計算，這都是在以前接球的時候鍛煉出來的。這種方法也說明了為什麼最難接的球是直勾勾地向你飛來的球——在那種情況下你無法保持固定的注視角度。

吉仁澤在新書《直覺：聰明的下意識》中說，部分的無知並不一定是壞事，比如，吉仁澤曾經問一群德國學生和一群美國學生，底特律和密爾沃基（美國東南部港口城市）哪個城市的人口更多，德國學生做出正確回答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簡單：大多數德國人從來沒聽說過密爾沃基，因此他們可以推測出它應該比底特律小。而這兩個城市美國學生都聽到過，他們猜測正確答案的時候就面臨更大的麻煩。為什麼那些知道得更少的人比知道得多的人判斷更準確呢？這是因為知道得少的人要依靠他們的直覺。美國學生就不能簡單地推斷，他們知道一些資訊，但是知道一個城市是汽車城，另一個是有很多酒廠的工業城市又有什麼用呢？美國認知心理學家傑弗裡？埃爾曼曾經設計了一個學習語言的計算機模型，他發現要取得進步，這個程式就需要系統地忘記一些單詞。

做廣告的人會利用人類的認知特點。有些公司不提供關於產品的資訊，只依賴商標識別。做得比較好的是貝納通，一年前，負責貝納通推廣的德斯康尼自豪地宣佈，貝納通已經成為世界前6個最為人所知的品牌名字之一，這使得它的收入得到了指數級的增長。

吉仁澤強調的另一個觀念是“只選最重要的”，重要的決定往往以某一個正當的理由而非一組理由為基礎。吉仁澤認為，過度地分析正在對美國的醫療制度產生不良的影響。“我相信醫生在接到病人之後往往按照自己的直覺加以處理，但是由於擔心被病人起訴，他們不敢承認這一點。”結果是這個資料氾濫、瘋狂地讓病人做檢查的制度瀕臨崩潰的邊緣。他建議最好允許醫生按照他們無意識中積累的專業技能行事。

直覺在什麼情況下做不出正確的判斷呢？吉仁澤舉的例子是“9？11”之後，很多美國人不乘飛機了，改為駕車。蒐集一下資料會發現，恐怖襲擊之後，駕車的里程上漲了5％，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增加了1500人。“他們屈從了內心的恐懼，結果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通常人們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害怕一次死掉好多人。每年美國有4萬人死於交通事故，但很多人並不在意，但如果一次死掉3000人，就會引起很大的恐懼。這可能是進化造成的。當一隊人馬在四處遊蕩的時候，在一個地方死掉很多人會危及整個群體的生存。這種直覺一直延續至今，人們害怕災難、西非的殺人蜂這類東西。所以下次發生恐怖襲擊的時候，再出現這種恐懼感時，人們要對自己說，這次我不會聽從直覺，因為我知道飛行仍然比駕車安全。”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講的是一個年輕人，沒有聽信他的直覺，果斷地殺掉他的叔叔為其父報仇。如果哈姆雷特聽從了他的直覺，這部戲會是什麼樣子？吉仁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