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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分子邊緣化想到“魯迅現象”（2）

知識分子的這些研究，往往與具有強烈的現實功利性的政治產生一定的距離，在激烈的兩軍對壘的搏鬥中，他們常常被視為“多餘的人”，被“邊緣化”，他們的學術成果則被視為“狗屎不如”的廢物。著名學者金景芳這樣描繪了他們的尷尬而艱難的處境：“中間派，他們沒有明確目標，一貫被動（按：指政治上）。雖然也說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員一樣，只能在劇中（按：指政治劇）扮演群眾或配角，不能當主角。又如漁夫下海遇颶風，奮力在驚濤駭浪中掙扎，不飽魚腹，已是幸事，說不上什麼英雄好漢”　。另一位著名學者談當時的切身感受說：“當時很多熱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經有參加革命活動的願望。但生性比較遲緩，自審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於是走上了學術救國的道路”　。

講到這裡，使我想起“魯迅現象”。魯迅做為思想家、文學家和知識分子，他被譽為“偉大的革命家”，然而卻始終不是共產黨員，只是個“黨外的布林什維克”；他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前進為共產主義者，但他從不以“工人階級捨我其誰”自居，相反，對工人的弱點作了深刻的剖析，如1931年7月20日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演講中說：“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他被稱為“遵革命前驅者之命”的典範，而事實上魯迅對十年內戰時期的王明為代表的中###內左傾機會主義領導，多次提出尖銳、辛辣的批評，他針對“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恐怖”，指出：“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他毫不客氣地批評上海文藝界黨的地下領導人的左傾行為：“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裡坐了”　；魯迅是無畏的戰士，卻被當時的某些共產黨人罵為“封建餘孽”、“遊移分子”、“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

我以為構成這一歷史現象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其一，魯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正好遇到中###內處於左傾領導統治時期，特別是上海文藝界的中共地下領導人和與魯迅打交道的共產黨人，不少是積極執行左傾路線者，這就造成魯迅對中###的誤解與隔閡。其二，魯迅是有著極為鮮明的個性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稱讚：“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他不是任何當權者可以隨意擺佈的人，也不是在任何理論面前都能隨聲附和者。做為同樣有極鮮明個性的毛澤東，對魯迅的這個特點是瞭解極深的，所以1957年反右鬥爭中，當有人問：“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