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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伴相隨的是美國不斷增強的自信心‐‐歐洲人稱之為傲慢。普里斯科特&iddot;布希的那一代戰前領袖，仍然對歐洲‐‐尤其是大不列顛‐‐有所敬畏。他們源於英國，爾後又被偏見認為是親英派，哈羅德&iddot;麥克米倫（harold aillan）說，英國之於美國需要像希臘之於羅馬，對此他們半心半意地感到贊同。他們對歐洲人的民族自豪也敏感得令人欽佩，他們努力使自己的力量隱匿（沒錯，美國要做的一切就是隱匿）在多邊機構的框架裡。但是小布希的親信卻沒有這種敏感。正如我們所見，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陽光地帶而非更具&ldo;歐洲性&rdo;的東北部。他們認為，法國和德國頑固不化‐‐這種偏見突出地記錄在唐納德&iddot;拉姆斯菲爾德充滿偏見的&ldo;老歐洲&rdo;講話中。他們還認為，歐洲之於美國就像希臘之於羅馬的想法，簡直一派胡言。小布希並不是要將美國推向歐洲的方向，而是要將美國‐‐以及整個世界‐‐向他堅信的&ldo;美國&rdo;方向推進。

這些分歧在書中反覆出現。現在，輪到我們稍微進一步挖掘分歧背後的原因了。我們將在5個廣泛的領域關注美國例外論：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懲罰、國家的限度、資本主義和不平等、墮胎和宗教狂熱。

與眾不同且引以為豪

歐洲人想到美國例外論時，首先會轉向美國的外交政策。事實上，相對於小布希在內政問題上的立場，小布希的外交（在本書第八章中討論過）很難被直截了當地描述為&ldo;右派的&rdo;。他上臺的時候，歐洲人指責他是孤立主義者，而現在他們則擔心他是帝國主義者。然而，在這種困惑中，兩件事情特別突出。第一，美國分享權力的傾向比其他國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對兩個引起劇變的事件‐‐冷戰的結束和&ldo;9&iddot;11&rdo;事件‐‐的反應，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異乎尋常地向單邊主義傾斜。

美國例外論最突出的一些例子與其對特定地區或國家的政策有關。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固執地支援以色列，堅決地譴責古巴。批評美國的人認為，這些立場更多地與美國國內的遊說集團而非原則有關，但是許多美國人顯然不這樣認為。以色列作為大西洋兩岸爭執最激烈的問題，對於美國右派來說已成為一項激發情感的事業，對全體美國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親以色列決議，包括給以色列軍隊提供2億美元，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以352∶21和94∶2的投票結果獲得透過，幾乎所有的反對票都來自民主黨人。[8]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援以色列的幅度大致與多數非美國人支援巴勒斯坦的幅度相當。事實上，支援強硬政策的美國人的比例要高於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希，沒有哪位世界領導人會把阿里爾&iddot;沙龍描述為&ldo;愛好和平的人&rdo;[9]。

然而，美國例外論的根本取決於它對多邊秩序的態度。樂觀的大西洋主義者再次有他們的道理。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依然可以宣稱自己是歷史上最具多邊主義色彩的超級大國。在過去50年間，美國使自己的權力受制於國際組織的程度是19世紀的英國或16世紀的西班牙難以想像的。然而顯而易見，如今似乎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與國際條約之間有如此多的齟齬。這些問題部分是程式所致‐‐條約要在美國參議院獲得批准，需要得到2/3的多數票，而且按照憲法，條約在法律上的地位低於美國國內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國人懷疑在這樣一個單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