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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還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統一於儒家,壓抑了諸子百家的發展。同時建議設立太學(國家最高學府)培養儒生做官。這樣儒學作為國家正統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如果孔子在世,只怕樂得合不攏嘴。儒家從此完成了向儒教的轉化。
儒教到了隋唐時代與“佛”、“道”並稱為三教,在此期間吸取了不少來自道、佛兩家的理論。隋唐科舉還把儒家經典列為考試內容,從而奠定了儒教在科舉制度上的地位,從而確定了孔子是所有中國文官的老師的地位。隨著佛、道兩家的傳播,儒教在自然哲學方面的劣勢體現出來,到了宋代,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儒教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史稱宋明理學。
宋明儒家所建立的理氣心性的信仰體系十分龐大,但是它在理論上論證儒家的人文信仰時,主要是重新確認“天人合一”這一古老命題。而這個命題顯然來自道家,具體而言,理學家們論證了“天人合一”的終極存在。論證終級存在(天、天命、太極等)與人文法則(理、道、義等)的絕對統一。儒家之道才上升為宇宙的根本。理學家們首先論證了“道”與“天”的同一。因為在孔孟時代儒家是迴避這個命題的。漢代董仲舒提出的人“法天而立道”,也只是認為人間的道義等人文法則來源於天。但是到了宋儒這裡,“道”才能夠與“天”絕對同一。朱熹在其《敬齋箴》中談到.人面對“天理”的態度要“敬”,做到“正其衣冠,尊其贍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顯然,“天理”必須成為人們信仰的物件,才有可能保持這種面對上帝一樣的恭敬、虔誠的態度。
從這個角度出發,理學發展成了一種類似宗教的行為方式,加入了一些比如打坐、冥想等內容,因為天理是上帝式的東西。同時儒教發展出了一種對生活瑣事都有詳細規定的宗教式內容,也是儒教僵化的開端。明代大儒方孝孺作(幼儀雜箴),對生活實踐中有關的坐、立、行、寢、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予、誦、書等20項動作容貌均作出了詳細的規定,要求自幼童年到成人均應遵守。僵化的儒教為明清兩代八股文盛行埋下伏筆。同時僵化的儒教也非常迎合當時極度中央集權的社會體制,當一個國家的人們在坐、立、行、吃飯、睡覺都有相應的規定的時候,那這個國家的創新和活力也就失去了。中國的衰落則不可避免。
從上面來看,儒教的自然哲學在吸收了陰陽家、道家和佛教之後形成了它自己的自然哲學體系,核心的內容是敬天。整個皇權時代都有敬天的儀式,而操辦此事的正是儒生。儒教的社會哲學體系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後期的人們對它進行了補充和細化,形成了一整套社會倫理體系,同時也是僵化的開始。對於平民來講,由於儒教被家族所接受,普通民眾也接受了它,在長達2000年的薰陶下,儒教成為了主宰中國人意識形態的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