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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和他的搭檔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奏請恢復私鑄銅錢判處死刑的禁令，並派專使前往私鑄最為盛行的地區治理整頓。結果，專使的雷厲風行導致了物價的大幅度波動，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輿論譁然。

兩位宰相只好為他們災難性的失敗埋單。＇32＇

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短板卻暴露出來，那就是帝國的多數官員都不善理財，而且沒有興趣。實際上，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並建立起文官制度，話語權就掌握在儒生手裡。在他們的評價體系中，佔第一位的是所謂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財又最為他們鄙視，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倆和行徑。不被罵作卑劣，已是萬幸。

可惜帝國不能只靠道德文章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要用錢，王公貴族的窮奢極欲要用錢，雄心勃勃的對外擴張更要用錢。錢，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沒人理財，皇帝靠什麼過日子，官員靠什麼領工資，天下靠什麼致太平？

於是，漢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場剛好一年後浮出水面的，當時官職不過正八品上的監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戶口。這並非沒有道理。由於種種原因，一些農民離鄉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為逃戶，有的流離失所成為流民。前者造成國家財政流失，後者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無論從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將他們重新納入戶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並任命他作為特使專門處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負厚望。經過不斷努力和調整政策（比如允許主動申報的逃戶免稅六年），這項工作大獲成功。三年半以後，八十多萬農戶和相應的田畝被登記在冊，相當於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對此十分滿意，宇文融則被任命為監察部的副部長，後來又兼任財政部副部長。＇33＇

然而反對的聲音也不絕於耳。

反對有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實際上，移民他鄉的農戶之前得以逃稅，是因為依附於當地土豪。這些土豪往往是帝國的官員或他們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動就損害了暴發戶的利益，何況那些地產商還有著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則在宇文融和他的團隊享有特權。由於是皇帝的特派員，他們在帝國的官僚體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個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特殊群體。宇文融也毫不客氣地以欽差大臣自居，每到一處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聖旨，給予種種優惠政策，心滿意足地聽他們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於是，當宇文融和他的團隊巡視天下時，他們就變成了流動的中央政府。各級地方官員畏懼其特權，大小政務都要先報告宇文融，再報告中書省。就連判處死刑的罪犯，沒有宇文融點頭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這就完全打亂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對帝國的官僚集團構成了威脅，以至於他們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從理論上講，這也是在捍衛國家制度和人格尊嚴。畢竟，中央集權的帝國不該政出多門，州縣長官也不該聽命於特使。

反對派的領袖是張說。

張說是在宇文融擔任特使之後半年重歸相位的，起先擔任的職務也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年半以後成為首相，任中書令。他的捲土重來一般被認為標誌著玄宗執政理念和基本國策的調整，因為張說是姚崇的死對頭。

姚崇不喜歡張說是有原因的。作為武則天的重臣，他跟狄仁傑一樣主張務實，討厭舞文弄墨和誇誇其談。何況張說還難免口是心非之嫌，舊史就認為當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張說未必不會作偽證。據說，張說甚至還想私下裡修改有關歷史記載，只不過遭到了史官的拒絕。＇35＇

玄宗看中的，卻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