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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週刊》：回到最簡單，最直接的問題：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讀木心？我們該讀他的什麼呢？

陳丹青：為什麼要有這個問題？我當初走去和他近乎，只讀了他在《華僑日報》上一篇散文，想都沒想過為什麼，就此跟他三十年。

九幾年吧，阿城在我家和他見面，吃完飯散步，我們在一家人家的花園外停下來。雞冠花開了，暮色裡很猖狂的猩紅色。當時阿城正在聊京城的現象，即哥們見面就聊政治新聞：「怎麼樣？今兒有什麼重要的事？」木心對著雞冠花笑說：「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為什麼是花？為什麼「重要」？

我的意思很簡單，中國有這麼多作家，我也知道一位，你們來讀讀他。我一直姿態很低：你願意讀，你就讀讀看。

《新週刊》：木心有沒有跟你講過說某某某懂我？

陳丹青：枝枝節節的有。這本書裡十多次提到的李夢熊：也是一輩子獨身，音樂家，狂士。他唯一念念不忘就這一位。除了杭州林風眠，加上上海美專一位陳姓教授，他沒有老師的，也沒有相對應的朋友，徹底一個人。他年輕時有過非正式學生，聊天說話，據說其中幾個有才華，後來散了，有的死了，都離開他了。

要謝謝牛隴菲先生有心，他讀了《文學回憶錄》，立即找到了李夢熊的線索。

《新週刊》：今且看來，木心的讀者在文壇之外，反而許多年輕的求知者能理解木心、走近木心，這使您對「恢復傳統」「回到原典」或「文藝復興」有期待嗎？

陳丹青：沒有期待。能回常態就不錯。不要拿了木心當「有用」「有為」。無為地讀他，反倒或者有用的。他講課說，文藝有什麼好處呢：寫著寫著，作者自己好起來。

《新週刊》：他對他自己這輩子是個中國人有說法嗎？

陳丹青：從來沒有。他說，我是一個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我是一個轉了背的理想主義者。翻了臉，是指走了，因為愛國，我才走。他講起屈原、陶淵明、曹雪芹，表情馬上變，那是什麼感情啊。愛國人士知道他們愛中國的什麼嗎？什麼是中國，他們懂嗎？

轉了背的理想主義，是說，我往回看，我的理想是在古代。他說人類不會好的，沒有進化這件事情。

《新週刊》：可能這就明白他對他自己所處的一個環境的認知。

陳丹青：我給他看他十九歲時的照片，他在病床上扭頭痛哭。我問他當年怎麼不留一張？他說拍了就送掉了。我說這麼珍貴，為什麼送掉？他說：「國破家亡，這些東西算什麼。」

他還是那代人。他佩服周作人、胡蘭成的才華，但私下不原諒他們失節。他給我看周作人的字，說，你看看這種字，所以失節呀。他是我爸爸媽媽那代人，忘不了。他談日本文學，說是一九七幾年恢復邦交，日本展覽來上海，升太陽旗，老輩人一看就受不了，往事都想起來。這是很質樸的話。

《新週刊》：他晚年選擇回來，心理上有什麼障礙？

陳丹青：老了嘛！他說，人家說視死如歸，我是視歸如死。他跟魯迅很像的，隨便什麼事情，他早有一句話等在那裡。你看了那句話，你也別說了，他已說透了。

除了魯迅，他是唯一我見到的作家，你選不完他的句子，太多了。

《新週刊》：這幾句，其實是可以跟這個時代對應的。

陳丹青：他說：「姜子牙封了封神榜這麼多的人物，首推哪吒，他是尼采的先驅，是藝術家，是武功的莫扎特，是永遠的孤兒。」但這些話不是在說哪吒，尼采、藝術家、武功、莫扎特、孤兒，都給說出來了，最後加起來，又把哪吒說出來了——幾百年了，誰這麼說過哪吒？誰又這麼說過尼采和莫扎特？

這就是修辭，我覺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