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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時代的關係是因為「我」嗎?太奇怪了。我哪裡能代表時代。我認識他之前,他也有親近的朋友。一個人不和時代玩,但不會不和人交往。
《新週刊》:木心太難界定,我們曾想過一個說法——木心,一個人的中國。或一個人的中國腔。
陳丹青:為什麼要「界定」木心?你怎麼界定?你界定了,就瞭解木心,就把他擺平了麼?
「一個人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時代的語言:大字眼。
《新週刊》:我們的語境發生了問題?
陳丹青:密密麻麻的問題。如果覺得木心有問題,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過,照木心的說法,「問題大到了好像沒有問題」。
《新週刊》:我們在談木心時,想尋找他的一個映象,他在這個時代的對立面。找到一個關鍵詞——粗糙感。同這個時代的粗糙感對照,木心算是精緻的嗎?
陳丹青:他精緻,我們粗糙?不是這樣的。我們如果試著不粗糙,就精緻了嗎——其實是貧薄、單一、匱乏、混亂。這時忽然出現木心,於是我們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現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質。但說木心「精緻」,也沒有說出他。我剛認識他時,他就說,做藝術家,做文人,要有點「草莽氣」,不然不會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藝人來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說粗糙,則他頂頂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說陀氏寫得「毛毛糙糙」,簡直「望粗興嘆」!
《新週刊》:我們現在必須打破這個狀況,木心是木心,我們是我們,如果是這樣的話,木心永遠會被這個時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格格不入。這裡面能不能建立某一種聯絡,一種共性?
陳丹青:「打破這個狀況」也是套話。何況你怎麼打破?打破得了嗎?打破了又怎樣?
木心被時代孤立,那就被時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選擇,求仁得仁。
固然,沒有這六十年的一切,我們本來和木心在分享一個大語境,或許會有爭議,好比胡適與林琴南、魯迅和梁實秋,打打筆仗。
現在《文學回憶錄》出版了,有一個讀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寫給群眾看的,他寫給一個人一個人看。
《新週刊》:對。我們怎樣去尋找到一個通道,能夠讓木心更加順暢地進入到讀者群體,大家接受起來更容易?比如我們剛才談到時代是時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離。我們要是換一種思路,有沒有共性,比如我們都是人,我們都願意談論藝術,都願意去愛。
陳丹青:不要把木心說成另外一個物種,好像他活在雲端裡——什麼高人啊,超逸啊,博學高貴啊,遺世獨立啊——還是我們的話語習慣,動輒大字眼,喜歡誇張,急於定性。把木心說成仙人,或對他冷漠,其實是同一種思維。
你要是聽他話家常,談小市民、鄉下人,談單位里弄堂裡的雞毛蒜皮,談怎樣做菜,穿衣,怎樣調情,你會發現就像他自己說的:「我是個健康的老頭子。」
他和我們都用漢語寫作。陳村說,用漢語寫作的人,應該讀讀他。結果倒是許多八〇後九〇後讀起來了,未必懂,但願意讀。追思會上好幾位青年說,漢語好像就該是這樣的。年輕人不一定講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漢語,對的漢語,自有說服力。許多八〇後告訴我,他們不讀五〇後六〇後寫的任何東西。
木心不和時代玩,但他的文句會和各種人玩,只要你願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讀者回應,說讀了他講文學課,開心死了,從頭到尾狂笑,瘋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們與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來坐坐好,他又來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調皮的。他見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畫畫寫作,他根本不談文藝,目光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