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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難道不能去打官司？”——這怕是讀者會進一步提出的問題。

研究農民抗租，當然要涉及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問題。遺憾的是，歷史上政府有關主佃關係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個薄弱點，並沒有受到適當的重視。

就說打官司吧，與一般認為“官府受理詞訟必然偏袒某方”的認識相反，過去處理主佃間的糾紛，並不是政府的責任。這種狀況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變，當時鑑於“田主苛虐佃戶”，制定了一個條例，同時考慮到另一方面的情況，加上了“佃戶欺慢田主之例”。其主要內容，是規定佃戶欠租，業主不得擅自責罰；另外，佃戶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則官府皆可出面追究。從《清實錄》所載的為數有限的幾個案例來看，它主要是懲治了官紳地主。

據史書所說，業戶之中，“其田連阡陌者百無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戶，其勢本弱，一遇強佃抗欠，有忍氣吞聲無可如何者”；“情極送官，未嘗不追，然皆有名無實。況田主一經涉訟，未免有守候之盤費與往返之耽延，計所欠之租，即使如數追還，尚然得不償失，況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還乎？”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業富佃貧，量追了事，究之應得之租十無一二”。地方官府的傳統職責，一向不過是“徵糧”、“聽訟”，其中並不包括徵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規定無異給地方官員平白增添了許多負擔，而與他們應負的主要職責沒有多大關係，以故“告追每置不問”，仍如舊慣；若遇佃戶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顧，曰：吾但能催賦，豈能復催租”，仍被置於一個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實行的效果如何，畢竟還要看各級政府對待增租、奪佃以及一般租欠等問題的具體態度。它正是政府處理主佃關係時會遇到的主要問題。

增租，在這一問題上，清政府的態度通常並不准許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隸總督孫嘉淦說：若業戶添租，“租銀既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並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對加重租息。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雜租及大斗苛求。對於田主向佃戶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準的。

政府的這種態度，在對旗地的有關處理中表述得最為清楚。為此曾幾次議定“禁止增租奪佃”。

清代還屢次蠲免田賦，並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數免徵佃戶田租。到乾隆年間，竟超出了蠲免的範圍，而提倡一般性的減收田租；議者的批評也多集中於指責清政府沒能強令地主減租。

清政府為何不許隨意加租？在昭槤一案中，有一條上諭明確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賦”之則，一般地主業戶豈可隨意增收地租？！這也許是一條很有分量的說明吧（詳見

第五章）。

還有學者提出，從租佃契約內容來看，無非是規定佃戶交租必須如額交足，“而沒有任何限制地主保護佃戶佃耕權的規定”；是“容許地主單方面恣意妄為的‘契約’”；“完全體現了地主的旨意”，——如果瞭解了上述背景，即農民的抗欠行為，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歷史上，大量的現象是，田主（以及債主）一方的這種“權益”很難（完全）保障，它已經成為一種基本事實，所以需要在契約中反覆強調（反覆申述也表明了其議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從現代契約的簽訂中瞭解這一類租約的當與不當（如你自己把成千上萬元錢付給對方後，在合約上應寫些什麼……）。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說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為回答這一問題，還有許多事情應該交代。就拿通常所說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來說，其實它是指土地的“主產物”（或“正產物”）而言，並不包括全部產出的。也就是說，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