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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講究實用。修書有明確的目的和針對性，除所修經史各書皆為加強思想統治之外，其他所修各書，無不對人民衣食住行和提高社會文化知識有所裨益。

一是比較重視質量。各書纂修，大都寬以時日，一般不搞急就章。一書修成，往往歷時多年。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三禮傳說》、《音韻述微》、《平定準噶爾方略》、《熱河志》等書，從決定纂修到全書告成，大多都在十幾年以上。有些書籍在修成、刊印之後，還要訂正錯訛，補充史實，進行重修。據《高宗實錄》記載，他在位六十多年的時間裡，各種書籍的纂修活動從未停止，一般情況下，每年都有幾部書在同時纂修並有新書行世。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書籍的編修。據統計，乾隆一朝官修史書幾乎佔了所修書籍的半數左右。其中通史一類著作雖然為數不多，但卻各具特色。如《通鑑輯覽》、《歷代職官表》、《古今儲貳金鑑》即為通貫古今之作；《續三通》是對杜佑、鄭樵、馬端臨等人著作的續修之作；《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則是訂正舊史訛誤之作。

對於明朝史書的編修，因為它和清朝政治關係極大，皇帝更為重視。繼《明史》刊行之後，又先後主持編修了《明紀綱目》、《通鑑綱目續編》、《明臣奏議》、《勝朝殉節諸臣錄》等書，不給私人以插足編修明史著作的餘地。同時，為了使各種官修明史能夠在學術上站得住腳，還比較注意訂正所修各書訛誤和補充一些新的史料。如明季福王朱常洵的賜田，《明紀綱目》所載為四萬頃，實予二萬頃。又如《明史·英宗本紀》正統十四年，英宗一日而殺兩御史，卻不著其獲罪之由，又於“土木之役”條下不書王振事。對於這些明顯疏略，令“將原本逐一考核添修”，“重刊頒行，用昭傳信”。再如明末福王建號和唐王、桂王事蹟以及李定國、白文選等人的抗清活動，以為福王南渡，“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絕之”；唐、桂二王“究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且其始末雖不足道，而奔竄事蹟，亦多有可考”；那些死難人士則“各為其主，始終不屈”，“較之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因此《通鑑輯覽》一書將明亡年限定於福王蕪湖被執，並於該書中附記唐、桂二王事蹟；所有抗清死難人士，皆當書為“某王之官某，不必斥之為偽”，並決定蒐集他們的生平活動和抗清事蹟，宣付刊行。

現代一些史學家認為，乾隆後期乃至皇帝本人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和歷史著作是《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這部卷帙浩繁的鉅著完成於1768年，內容涵蓋了從上古到乾隆朝4559年的歷史。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鉅著附有對前一個世紀曾在明朝滅亡後抗擊清朝的南明小朝廷的歷史。（33）

對於本朝歷史的編修，皇上尤為重視。因前代諸史，皆在該朝滅亡之後由後世史官編修，歷年久遠，許多可信史料湮沒失傳，不得不憑藉史料價值極不可靠的稗官野乘。有鑑於此，提出“何如及早裒集，免致聞見失真，傳疑襲誤”！因此早在即位之初，在循照先例開館纂修《世宗實錄》的同時，又決定徵集有關資料，纂修雍正朝國史。

乾隆六年十二月，《世宗實錄》首先告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包括雍正朝在內的五朝國史亦告完成。爾後，由於戰爭頻繁，皇上的注意力轉向了方略的纂修，國史纂修活動一度中斷。

乾隆三十年七月，重開國史館，決定將開國以來王公大臣及在朝滿、漢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