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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的身影中，人們總看見博古。博古的錯誤裡，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

國際只允許他有建議權。但他最後有了指示權、決定權。那不是共產國際的決定，而是中共中央的決定。

有人說，博古當時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話說得刻薄了一些。不懂軍事向別人請教，無可非議，哪怕被請教者是個外國人。如果僅僅如此，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歷史，會有另外一種寫法。

起初的確侷限於請教。但後來則想把自己的某些東西塞到裡面。借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臺，壓人。於是李德變成了鍾馗，用他來「打鬼」——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特戰法的人。

首當其衝者自然是毛澤東。

當時的左傾中央，無一人想起要向蘇區中自己的同志請教。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

為什麼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

從地理氣候上說，中國經常是東南暖濕氣流與西北幹寒氣流的交匯地點。1931年這兩股氣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熱帶颱風捲走了牛蘭夫婦，西伯利亞南下的強勁氣流卻把奧託·布勞恩送到了中國。

歷史鏈條的某些環節，總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組成。沒有那個倒黴的共產國際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艱難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

要說命運的話，這是李德的命運，也是中共的命運。

二、彭德懷·蔡廷鍇·宋美齡

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三遇其險。

一遇於彭德懷。

二遇於蔡廷鍇。

三遇於宋美齡。

當時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回憶：

在福建叛變行動才發生的時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懷為指揮，發動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團鑽隙遠襲，圍攻蔣委員長在江西臨川的前進指揮所的冒險的戰爭。當時剿匪的部隊，都分散在贛西南及贛東北，與匪軍對峙，時有或大或小的戰鬥，在贛中臨川（撫州）委員長前進指揮所附近，幾乎沒有成團的軍隊防守，只有不到一營或二營的警衛部隊。因為是南昌委員長行營的中心地帶，一般認為是安全的軍事區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實行這樣一次的奇襲作戰，當時的情況，危急萬分，如果共匪奇襲成功，整個大局就將面目全非，而兩場戰爭都將無法進行、同時失敗了。

……彭德懷以其指揮的第一集團軍，加上第三、第五集團軍的大部，在很短時間內，繞道山嶺晝伏夜行，銜枚疾走，一支十萬人以上的匪軍，竟在不知不覺中，出人意料之外，到達了江西中部的臨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贛東北黎川方面，阻擊我湯恩伯兵團救援。而以主力包圍攻擊臨川委員長前進指揮所。指揮所設在臨川第八中學，委員長這時正在那裡指揮前線作戰。有一天晚上，臨川附近發生槍聲，經過短期的偵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隊到達贛東北與贛中，撫州空虛，危急萬狀，南昌後方沒有軍隊可以增援。幸賴蔣委員長指揮若定。沉著應戰，一面命令贛東北的湯恩伯兵團攻擊當面匪軍主力，同時要他迅速派兵，到撫州附近增援解圍。這時冷欣指揮的第四師、宋希濂指揮的第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