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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爾死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希特勒啤酒館暴動的共同參與者和共同入獄者，赫爾曼·柯瑞伯上校繼任總顧問之職。納粹黨的活動大量滲透進顧問團。柯瑞伯青年時代參加過八國聯軍，以中尉軍銜在德國元帥、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強烈的蔣介石對他沒有太好的印象。柯瑞伯又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軍人，連顧問團的軍事性質都因他出現一些改變。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國民黨官方關係緊張。部下們說他的行為「像瓷器店裡的大象」。他對蔣介石的影響遠遠小於鮑爾。

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先派他到武漢地區籌劃佈防，後又把他帶上鐵甲列車，上前線籌劃對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大戰。為此，汪精衛1929年年底公開發表宣告，譴責德國政府指派軍事顧問助蔣作戰。德國政府慌忙出來宣告：德國為遵守《凡爾賽條約》，一向禁止輸出為戰爭使用之軍火與毒氣，且中國軍隊編用德國軍事顧問，系違反德國政府之願望。

表示汪精衛所指的顧問皆系中國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國政府。

從總體看，蔣介石對柯瑞伯是不滿意的。1930年元旦蔣與柯瑞伯等德國顧問一同觀看第一次世界大戰電影，完後蔣說：中國政府為了進行各種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錢聘用德國顧問。但在過去一年來，若干顧問，未曾給予中國政府任何具體建議，且有對於所呈之問題，無法作肯定之答覆。現十八年過，十九年將開始，餘謹望顧問先生不要再辜負自己所負之責任。

蔣介石這番當面指責的話頗不客氣，主要還是對柯瑞伯而發。

1930年5月，喬治·魏採爾接替了柯瑞伯。魏採爾中將是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前作戰處長，擬訂作戰計劃、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在「剿共」方面，他是對蔣介石幫助最大的一個德國顧問，不但參加了中原大戰，而且參與制訂對蘇區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圍剿」計劃。他感到極勝任這種任務，揚揚得意地說過：「在我們德國由諾斯克領導的反共戰爭中，採取了殘酷手段並嚴格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國也做了同樣的工作。」

儘管幫了蔣的大忙，但他與蔣的關係卻很一般。魏採爾對蔣介石手下的軍隊批評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氣，激動起來指手畫腳，為蔣所厭。當時德國方面解釋說他是因為「頭腦不夠靈活，對經濟事務缺乏興趣」，所以同蔣的關係惡化。20世紀90年代，德方又出現新的解釋。德國弗萊堡大學的馬丁教授認為，當年的魏採爾等德國軍事顧問，罔顧中國國情，罔顧中國軍人思想深處的儒家傳統思想，在與中方交往中表現出太多的普魯士風格，企圖按照普魯士精神改造中國軍隊，不但樹敵過多，還未獲成功，影響了顧問團的效率。

德國軍事顧問也並非個個都不成功。在華期間待遇最高、蔣介石最喜歡、最欽佩的德國顧問，是漢斯·馮·塞克特上將。

塞克特為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是來華的軍事顧問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謙虛和藹的外表為其贏得了「斯芬克斯」（獅身人面像）的綽號。英國駐德大使曾這樣評價這位「德國國防軍之父」：「他的頭腦比其拘謹的軍人外表廣闊，他的見識比其嚴謹整潔的外貌廣博」。德國人則評論說，在塞克特領導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介石本人的影響達到了異乎尋常、令人驚奇的地步。

塞克特1933年5月訪華，6月擬一份《陸軍改革意見書》送蔣介石。意見書中說：任何建軍之先決條件，首在國境之安定；此即謂數年外在之和平與內部政治情勢之穩定。在此條件未達成前，有效之軍事組織，將無從談起，連續不斷之戰爭，將影響最終目標之完成。

此建議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不謀而合。此時恰逢第四次「圍剿」失敗，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