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真言夾棍棒(第1/2 頁)

原本在唐朝想要成為「不課口「（戶）是有標準的：九品以上官員可以，二十歲以下的男子可以，老、廢、妻妾也可以，部曲奴婢也可以，還有就是僧、道也享受不課待遇。可隨著時間推移，「不課戶」越來越泛濫，那些達官貴人本身就不用課稅，然後他們再利用權力，透過讓親屬子弟虛報年齡、假冒殘疾等手段，逍遙於稅法外。再加上許多農民為了逃避租庸調，也開始拋田賣身投靠豪門大戶，成為部曲奴婢，這樣「不課戶」的數量越來越龐大，而「課戶」數量自然不斷縮減，而朝廷又不甘心稅基和稅收減少，便如楊炎所言，還拿著戶部司過時的「舊書空文」，不問人口的新生老死，也不管田畝的兼併移轉，貧富的變化，統統一刀切，將「不課戶」的稅負轉嫁到「課戶」頭上，導致惡性迴圈：原本還繳稅的課戶忍受不了，大量逃亡脫籍，成為所謂的「浮客戶」或「權寄住戶」。

武則天時代這種情況就很嚴重，唐朝的均田制及建立在此種田制上的「租庸調」稅制，實則和唐朝的府兵制相同，在立朝後不久就開始崩壞。

到了所謂的開元天寶盛世，這種崩壞趨勢越來越觸目驚心，一面是實際戶口的不斷孳生，一面卻是「課戶」的大量銳減消失。天寶十四年，按後來杜佑的估算，全國實際應是一千三百到四百萬戶，然而登記在籍的只有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零九戶，也就是說有五百萬戶都是脫籍、不在籍的「浮客戶」，就算是在籍的這近九百萬戶裡，「不課戶」居然佔了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零一戶，佔了在籍戶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按照丁口算更加讓人驚駭：全國在籍的人數是五千二百九十一萬，其中不課口居然有四千四百七十萬，佔據百分之八十四！

這時楊炎朗聲將如此的惡果說出來：「富人多丁者，全都當官、為僧、入學、求道，以逃避色役諸稅；而貧者無計可施，田產全無，卻還餘下『丁身』，賦稅不改，甚至加重。這就是『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如此天下殘瘁，貧者爭相逃盪，成為浮客，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和楊炎同時代的獨孤及，雖然政見和楊不合，但他的文章裡所提到的大曆年間舒州情況（當時獨孤及在此當刺史）便是如此：舒州雖然地著百姓加外來的浮客共有三萬三千戶，但真的能「應差科」（繳稅服役）的只有三千五百戶，剩下二萬九千五百戶，不是「不課戶」，就是脫籍的「浮客戶」，不繳一文錢的賦稅。而每年舒州林林總總要承擔的三十一萬貫的稅，全都壓在那三千五百戶頭上，上等戶（大曆四年，已將天下戶分為九等）一年要繳千貫的稅，中下等要繳五六百貫的稅，哪怕是最次的九等戶，也要負擔四五十貫。獨孤及痛心地說：「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

「恐州將不存」，也就是說這種情況再不改變，怕是連國家州一級的行政單位都維持不下去。

而劉晏先前之所以能挽救這種傾頹局面，除去適當改革原本的稅法外，最關鍵的就是開漕運、徵鹽利，這樣才保住了大唐的性命。

聽到楊炎的陳詞，李適果然十分觸動，他仰面重重嘆口氣，於是楊炎便繼續說下去，他認為開天年間尚且如此，而今安史之亂後，問題就更加嚴重：「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飢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徵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荊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