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第3/4 頁)

，為什麼又要製造矛盾？發生在今年二月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作戰不正好說明共產黨故意挑起事端嗎？這個問題上次跟李局長會談時，我們就討論過。但是李局長的解釋說服不了我，今天希望能聽到周先生的詳細解答，以釋學良心中疑惑。”“這個問題，克農同志回去向中央彙報過，說漢卿提出共產黨要是真心抗日的話，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取難棄易，不北出寧夏，赴綏遠抗敵，而要東渡黃河，經山西而赴河北？”“這個問題不瞞漢卿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陝北的只有三萬餘人的武裝，而且裝備也極差，僅靠紅軍對日作戰是不行的，很難有大的殺傷力。因此需要向群眾宣傳，帶領人民群眾一起來抗日，才有力量。寧夏，綏遠，地廣人稀，土瘠民貧，從那裡出師，雖然可背靠蘇聯，面向綏遠對日作戰，部隊的安全係數也較高，但部隊不易擴充套件，補充軍需也很困難，紅軍取道比較富庶的山西，準備進入人口比較稠密的河北對日作戰，這樣既可解決給養，又可宣傳群眾，不僅能使紅軍儘快地發展壯大，還能推動那裡的友軍和人民群眾一起抗日。因此可以說是紅軍東征，不光是打軍事仗，更主要的是打政治仗。”“周先生的解釋的確是開誠佈公。如果紅軍進入河北，我可以通知萬福麟部和紅軍聯絡，共同對日作戰。從共產黨的言論和行動，我對共產黨抗日的誠意沒有絲毫懷疑了，但是對中國抗日的能力卻有懷疑。據周先生所說，貴黨目前的軍隊也只有三萬餘人，在面對與強大的日本作戰中，並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一九二二年我曾去過日本，參觀了日軍的秋操演練。日本軍隊的軍事素質和武器裝備不知要比咱們中國軍隊強了多少倍，請問周先生，中國的對日作戰能有勝利的希望嗎？”周恩來笑道：“漢卿兄，不是我揭你的老底，先大帥故後，你接掌兵權，成為東北地區最高行政長官，沒有象先大帥那樣成為割據一方的新軍閥，而是在你接掌兵權後不久，即在東三省實行易幟，表示願意奉權於中央，促成了我們這個國家表面的統一。漢卿兄固然是出於愛國，恐怕畏懼日人，怕日人挑起戰端，集東三省之力難以與之抗衡，也是漢卿兄奉權於中央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當然促成國家的統一漢卿兄功不可沒，可是九一八，身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手握重兵的張漢卿竟然不戰而棄東北，原因所在，就是你張漢卿患有恐日病吧！

（一百九十）

你和那些恐日的同伴一樣，只看到日本軍隊裝備優良，訓練有素，戰鬥力強，但是你沒有看到日本國的先天不足。日本雖然是一個強國，但畢竟是一個面積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大僅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五分之一的九千萬人口的島國。我國雖然是弱國，但是我國幅員遼闊，迴旋餘地大，人口四億多，後備兵員足，資源又很豐富，戰爭打起來，不光比拼軍力和裝備，還要比拼綜合國力和人心。因此無論日本怎麼強大，在整個中日戰爭的程序中也只能是一個暫時現象，他們的綜合國力和中國相比差之甚遠，他們的侵略戰爭不得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中國完全不必怕日本，應當勇敢地與之戰鬥。只要敢戰，在敢戰的前提下再考慮如何合理地戰，那麼我們是一定能夠戰勝日本的。”“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經周先生這麼一分析，我對衡量中日兩國的強弱有了新的砝碼了。”張學良喜形於色地說。稍微停頓了一會，張學良又繼續說道：“我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周先生，共產黨人既不爭權，也不奪利，值此國難當頭之日，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倒蔣。”“那是因為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和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所奉行的‘寧贈友邦、勿與家奴’的同樣的賣國政策，對日本步步妥協，一讓再讓，致使國家的主權和大片的領土淪喪與日本帝國主義，所以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他，粉碎這個反動集團，才能實現全國民眾抗日救國的心願。”“學良認為共產黨的倒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