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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高考以後，一批下鄉知識青年考上了大學，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學習期間，他們還互相聯絡。其間，調回來的陳一諮，起了一定的紐帶作用。他和這批人比較熟，平常也有來往。他向我反映，從農村回來的這些青年，大學畢業以後還想做農村工作，為農民服務。因此便考慮，在這些人先後畢業之後，可以把他們聚集起來，成立一個組織，繼續調研農村工作問題。後來搞了個檔案，要成立一個農村發展研究組，放在社科院農業經濟所，書記處研究室和這個組發生一定的聯絡，給他們一些調研上的方便，同時對他們搞的調研材料及時收集、整理並上報。這個決定提交給書記處討論，原來是想把儘可能多的人收集到這個組裡。討論時趙紫陽提出：國務院的各個部門也應該吸收這樣一些人，這些部門能有這樣的新鮮血液是有好處的，對於他們來講，能夠參加一些部門工作，可使接觸面更寬一些。這是書記處的一個議題，後來形成了一個決定，即書記處1982年2月25日決定。我和這個研究組在1981年春節有一個專門的談話，這個談話在現在來看仍然站得住。

這個研究組的看法，和當時全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都是講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但後來只是調研包產到戶、家庭承包這一種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個，還強調了包產到戶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的，不能只講包產到戶，不講土地公有。杜潤生後來加了個&ot;主要的生產資料&ot;，即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這一條是個基礎。開始時，農民想回過去搞單幹，搞過的地方，實際證明也搞不通，又回過來搞土地公有。這一條在搞包產到戶的幾年裡可是重要啊，沒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風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現在是什麼樣子，就很難說了。實際上，農民在搞的過程中也發現土地分了搞不下去，還得回到上地公有。在農村發展研究組存在的期間，在這個問題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趙紫陽、萬裡、杜潤生都很重視這個組的調研。後來這個組發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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