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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開始，我一半時間在中央辦公廳，一半時間在社科院。不過，從1977年11月開始，有一年多時間，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喬木、於光遠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當時隨我們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鄭惠。1我們去了以後，先和原來的院領導接上頭，約定日常工作仍由他們主持，我們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單位調查研究，聽取意見。

&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學部是一個遭受嚴重摧殘的&ldo;重災區&rdo;。改稱社科院時，有14個研究所，兩千多人，但絕大部分研究工作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我們整整花了一個半月的時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談，把14個研究所都談了一遍(有的單位用二、三天)。我們都是聽他們談，很少講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就使各單位的各種不同意見，用不同的方式都講出來了。這次調查研究對於我們在後來的工作中取得主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透過一個半月的調查研究，我們大體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上遺留問題多，派性嚴重，冤案成堆。

&ldo;文革&rdo;中，學部主要分成兩大派。一派是聯隊，為造反派；一派是總隊，為保守派。隨著運動的發展，派系不斷分化，各種關係錯綜複雜。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動。&ot;四人幫&ot;不得人心，在&ot;天安門事件&ot;中，學部絕大多數人都去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總理，沒有去的人極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反對&ot;四人幫&ot;的大聯合。

粉碎&ldo;四人幫&rdo;後，在全國揭批&ldo;四人幫&rdo;的群眾運動中，中央要求揭批&ldo;四人幫&rdo;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罪惡歷史和反革命謬論，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可是學部原來的領導卻把&ldo;四人幫&rdo;的幫派體系與各級黨委領導混為一談，幾乎劃了等號。這樣，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黨組中間也發生了分化。其中有一個姓王的同志表現特別不好。他原來是胡喬木推薦到學部去的，參加了當時的黨組。這個人在1976年&ot;反擊右傾翻案風&ot;時，竭力洗刷自己與胡喬木的關係，說自己不是胡喬木推薦去的，與胡喬木沒有任何關係。他跟著&ot;反擊右傾翻案風&ot;的調子唱，被稱為黨組內部的造反派。粉碎&ot;四人幫&ot;後，他很狼狽，不好扭轉過來，被別人盯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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