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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把人類歷史看作是「完美的公民」的塑造過程：「人類去加以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起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47】他深知，這樣的過程將會是一個需要耐心的啟蒙和自我教育的階段，他擔心人容易受貪慾和虛榮心的引誘而脫離這個過程，去追逐權勢和物利，他尤其不願意看到國家統治者「徒勞而又殘暴的擴張計劃，阻撓公民培養其內心思想方式的漫長努力」。【48】

美國建國之初，麥迪遜在制憲會議上揭示了現代國家的根本政治原則——人民主權，他強調：「我們必須明白，政治權威不管在什麼地方行使，只能來自人民」。【49】

「人民主權」和「公民意識」，是現代社會的兩個支撐點。人類400年來的發展歷史證明：只有那些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多數國民作為「公民」能夠參與社會政治程序，社會事務實行法制化管理，權力體系平衡並相互制約監督的國家，才能獲得長期穩定，才能保持長時間的繁榮和發展。作為後發展國家，中國現在致力於全速「追趕」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和gdp總額成為許多人的關注焦點，20多年來，「經濟決定論」一直是政治上層的主導思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觀點被反覆強調。然而，經濟建設的高速增長並不自然意味著發展，發展，是一個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進步於一體的概念。多年來「單兵突進」式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表明：它們在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的同時，總是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諸如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失業人口劇增、犯罪率上升和腐敗盛行等等。這些問題在一些地方已經嚴重到社會日常生活無法正常進行的程度。【50】如果我們不能在近年內啟動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如果我們仍然不能儘快建立起對權力運作進行有效制約監督的制度，如果我們不能有效解決貧富不均、腐敗現象猖獗等社會難題，那麼，中國社會很可能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將吞食多年經濟增長所積累的社會財富，將我們這個飽經憂患的民族再度拖進萬劫不復的苦海。

在此關鍵時期，知識者的責任是非常大的。有良知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應該對人類發展趨勢有清醒的認知並確認「主權在民」的現代政治原則，應該懂得只有在社會普及「公民意識」，將社會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我們這個國家才有可能保持長久的繁榮與發展，才有可能逃離「苦海」走上光明之路，社會才能安寧，人民才能幸福。所以，幫助人們儘快樹立公民意識，向「政治主導層」和社會各界呼籲確立「主權在民」原則，實為每位知識者的「天職」和不可推卸的責任。歷史再次把這種責任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肩上，他們仍然需要做「五?四」時期的前輩已經做過的工作——啟蒙。

而在這種情形下，在這種極不尋常的時刻，《康熙王朝》的編創者卻製作出這樣一部張揚「王道」與君權，為不受制約監督的權力與權威歌功頌德的電視劇。也許，是他們認為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覺醒得太早太快了，所以要鍛造這樣一枚「王權主義功勳章」來攪亂大眾的思想；也許，是他們認為中國就該走集權主義發展道路，所以推出「千古一帝」康熙來證明「權力集中」的偉大與光榮；也許，他們認為自己在政治上「很成熟了」，中外政治史的演進即民主理念和民主體制的普及與推進之過程的事實已不足以說服他們，他們才如此自信，如此著迷於自己的「哲學觀、歷史觀」並去體察所謂「帝王情懷」。此時此刻，我已不想去叩問他們的良知，我只是對他們的「政治成熟」抱有懷疑，我懷疑他們的這份自信，我懷疑他們的哲學觀和歷史觀，我尤其懷疑他們的政治成熟是一種政治上的極不成熟——他們想把中國引向哪裡？按照他們的真實想法，他們想把這個苦難的民族帶往何方？如果將中國引向了動盪與動亂，如果將社會帶向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