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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作家的行列，宣揚的就是人文主義思想，他們所擔負的歷

史任務卻並不完全相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十日談》所表現的戰鬥性顯然強烈得多。

就拿一種人物的形象作個對比。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個勞倫斯神父，他讓人感

到是一位可尊敬的長者，有智慧、有學問，更難得的是他對於一對情人的反封建婚姻，自始

至終是同情的、支援的。我們回頭再看看出現在卜伽丘筆下的神父都是些什麼東西吧。他們

和勞倫斯是同行兄弟，同時代（中世紀），加上同民族（義大利），卻一個個都陰險狡猾，

是為非作歹的特權階級，只能成為被譏嘲、唾罵的物件。

再說天主教會的禁慾主義，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英國，它已經失去了聖潔的光輝，不

過是封建思想意識的一種殘餘，在好幾個莎士比亞喜劇中它成為逗人的笑料，只因為它不合

時宜，荒謬絕倫，不攻自破。

在兩個半世紀前，卻是另一番光景。對於卜伽丘，這是大敵當前，勢不兩立，他運筆如

刀，在整個作品中，透過各種藝術形象，全面地向教會宣揚的禁慾主義展開猛烈的衝擊。這

決不是小題大做，卜伽丘也並不是著了魔的騎土堂吉訶德，錯把風車當作了妖魔。蠱惑人心

的禁慾主義以它固有的荒謬、虛偽、違反人道的面目出現在《十日談》中，有時候使人不禁

失笑，更多的時候，激起人們的憤怒、憎恨！這些對比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產生《十日

談》的時代特點。它的嬉笑怒罵的批判精神，實則上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向強大的封建勢

力奪取自己的思想文化陣地而發動的一場進攻戰。對莎士比亞說來，是歌頌、是鞏固、是捍

衛的問題，他的藝術激情主要表現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對於卜伽丘，他的任務是挑

戰、是吶減、是摧堅、是衝鋒陷陣，在藝術手法上則是一種探索，怎樣適用通俗的文藝形式

來更好地擔負起一個時代的使命。不容懷疑地統治了西歐近一千年的天主教會的權威，第一

次在文藝領域內遭受到這樣嚴重的挑戰。可以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正是以《十日談》的嘹

亮的號角聲揭開了序幕的。

卜伽丘也的確自覺地意識到，緊握在他手裡的羽毛管筆，就是一種得力的鬥爭工具，意

識到《十日談》的寫作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搏鬥。這故事集還不曾寫滿三分

之一，就招來了反動派那邊的誘勸、威脅、辱罵，他們不斷地向作者圍攻，要他把筆擱下

來。“那一陣陣的無情狂風，颳得我天昏地黑，颳得我站不住腳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

得遍體鱗傷。”作者甚至不得不中斷了他的敘述過程，在故事中間插進了一段表白——十分

有趣的是，這位文化戰士用對女性的崇拜（使人想起了我國的賈寶玉）來表達他反叛封建勢

力的決心：“我天生是個多情種子、護花使者，從我小時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個兒心靈

獻給你們”，“我現在這份意志就格外堅決了”。緊接著這一表白，他寫出了全書思想境界

最高的一個愛情故事：“綺思夢達殉情記”（第四天故事第一）。義大利近代著名文藝評論

家桑克提斯（DeSanctis；1817－1883）曾把《十日談》和但丁的《神曲》（Divineedy）

並列，稱之為《人曲》（Humanedy）。人間百態、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進入了作者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