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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化的、有一定許可範圍的自主性。而在科層制對自由和理性的侵入當中，自由職業者則是把社會裹束在一起的那些巨大的權威鏈條上一群可替換的部件。”C�賴特·米爾斯，同前引書，第11頁。這種情形在當時的上海表現得同樣典型。30年代洪深曾談到，許多大飯店裡的職員奉命唯謹，一切唯老闆與顧客之命是聽，被訓練得已沒有任何是非觀念。忻平，同前引書，第129頁。這種科層制對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在上海後發生型現代化社會里其表徵更為突出。一方面職員階層中的生活方式與形象足以使之成為現代人的典範，但另一方面某種卑微人格卻更突顯了半殖民地都市現代人群的致命缺陷同上引書，第129頁。——“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餘的自滿，在尊卑、貧富、權勢和良心之間察言觀色，小心翼翼地維持和拓展生存空間。”###：《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第160頁。　30年代進行的“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調查顯示：在外商企業工作的中國職員，薪金雖然一般比舊式商店要高些，但企業內的高階職員大都用洋人，其薪水要比中國職員的薪水高出四五倍，多至十餘倍，日常享用為中國職員所望塵莫及，而公事上又對中國職員頤指氣使，實足顯出“洋大人”的威風。中國職員一方面感到洋行員的生活比華商機關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地為其做事，另一方面高階職員多用外國人，這使中國職員永久處於被指揮的地位。這些由外國人設立的訓練洋行員的學校裡出來的學生，其特點：一是懂外語，但不能掌握職業上的技術；二是雖懂外語，但不會利用這一工具去學習，對國際貿易、金融、產業等等，都沒有什麼瞭解；三是雖對外國人有些憤怒，但民族革命意識並不很高；四是因為職業地位相對穩固，因而進取心較少。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09～710頁。這種典型的滿足於助手和僕從角色的心態，使得現代社會要求的獨立人格意識與不惜委曲求全保全職業的生存態度之間產生了深深的人格裂痕，進而造成現代社會健全人格所應具備的基本品格在職員階層中的嚴重缺損。

由於上海中產階層的產生是在一個後發生型的國家裡，他們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差異與距離，與西方國家相比顯得尤其大。作為僱傭勞動者，他們雖然內心常常傾向於被僱傭的工人，但其學識、教養、技能、地位又明顯高於工人，當勞資雙方發生糾紛而涉及其利益時，感情的天平又往往偏向資方。忻平，同前引書，第128～129頁。這其中既是職業地位和社會地位所造就的階級區隔的作用，同時更是職業生存環境壓力及個體的無自主性狀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由於工人和職員的來源不同，前者多來自貧農家庭，後者多出於地主、富農家庭，同時也因為兩者之間所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加之在產業落後的中國，職員與資本家之間所保持的封建關係更濃厚些，以致經濟上的統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與職員劃分開來，以便駕馭職員去統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與職員兩者之間的距離。例如在一些企業，故意將工人與職員區分開來，禁止職員與工人來往、談話、交際。因此，一般工人不是仇視職員便是對職員客氣。仇視是因為職員處處幫助廠長、經理來剝削他們；客氣則是因為職員是社會上好似高人一等的人物。至於職員，也有人把工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不管自己的經濟狀況有時還不及工人。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00～701頁。可見，在一個後發生型的現代化社會里，中產階層承載著比西方中產階層更多的重負和壓力，科層制的控制、外來勢力的壓迫、封建性的依附等等足以使他嚴守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行為價值取向，小心翼翼地避開各種是非糾紛的旋渦，從而保住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動力也是最後的希望所在——職業地位的升遷和職業報酬的提高。

上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