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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正是他們住過的監室。但監室的牆壁‐‐從那時起糊牆紙已幾經撕掉，不止一次地抹過灰泥，粉刷過，油漆過‐‐已經不能向我們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跡(相反，它們透過竊聽器凝神地聽著我們入關於這些監室的老住戶，關於在這裡進行過的談話，關於從這裡押上刑場、走向索洛維茨的那些思想，什麼地方也沒有寫下來，說出來。一卷這樣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車廂我國當代的著作，但是大約已經不會出現了。

那些還活著的，只能告訴我們一些雞毛蒜皮：這裡過去是木床，床墊裡裝的是麥草。還在二十年代，在給窗戶戴上籠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頂上都已經塗了白堊。而籠口在一九二三年確確實實就已經有了(我們卻一致以為是貝利亞平的事)。對於敲牆打暗號對話，據說這裡在二十年代還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那時還莫名其妙地儲存著沙皇監獄的荒唐傳統：一個犯人如果不和鄰室敲敲打打，那他還有什麼可幹呢?還有：整個二十年代這裡的看守都是拉脫維亞人(有從拉脫維亞步兵中來的，有的不是)，送飯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脫維亞女人。

固然是雞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進這個蘇聯的主要政治監獄，謝謝把我帶到了這裡：我關於布哈林想過很多，我想體會一下當時的情景。然而，有一種感覺，好象我們已經忘乎所以了，把我們關進任何一個省的內部監牢裡也夠抬舉的了。而這個地方‐‐是太大的榮幸。

同我在這裡邂逅相遇的人們在一起，是不會感到無聊的。有可以聽一聽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個有著一雙生動的眉毛的小老頭(在六十三歲的年紀，他顯得完全不像個老頭)叫阿納托里&iddot;伊里奇&iddot;法斯堅科。他，作為舊俄羅斯監獄傳統的儲存者和俄國曆次革命的活歷史，使我們的盧賓卡監室大為生色。他儲存在記憶裡的東西，好似衡量一切過去發生的事情和現在發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這樣的人不僅在監室中是可貴的，而且在整個社會裡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這裡，在監室裡，在一本偶然落到我們手中的關於一九0五年革命的書中，我們就讀到了法斯堅科的姓名。法斯堅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像是這樣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個刑期時，還是個年輕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據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釋放了。

我們中間誰沒有從中學歷史課本和《簡明教程》中知道並且背得滾瓜爛熟，說這個卑鄙挑釁的&ldo;宣言&rdo;是對自由的嘲弄，說沙皇下命令&ldo;死者得自由，活人進牢監&rdo;呢?但這句俏皮話是騙人的。根據這個宣言，允許一切政治黨派的存在，召開了杜馬，並且實行了誠實的極端廣泛的大赦(至於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據大赦令，無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種，不多不少地釋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還留下來繼續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史達林的大赦(誠然，它不是被迫的)則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來繼續坐牢。

(他講的關於那次大赦的情況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監獄的窗上當然還沒有任何籠口，因此，在法斯堅科所坐的別洛採爾科夫監獄裡，囚犯們可以從窗中自由觀看監獄的院子、收進和離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從電訊中一知道大赦的訊息，就向犯人們宣佈了這個新聞。政治犯開始高興地大吵大鬧起來，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門戶，要求典獄長立即釋放他們。他們中有人當場捱了拳打腳踢嗎?被關進禁閉室了嗎?罰禁某個監室閱讀書籍或購買東西了嗎?根本沒有!手足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