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頁(第2/3 頁)

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rdo;以及&ldo;關連逆黨&rdo;等都被列為最嚴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級地方司法機構不能夠判決的。

兩年之後，鹹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ldo;慎恤刑獄&rdo;的敕文宣佈。其中又說道：應天下所禁……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開發墳墓外，餘並宜疏理釋放。

又過了兩年，鹹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ldo;佛骨至京&rdo;，唐懿宗親迎禮之，又發表制詔，宣佈：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贓、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劫墳墓外，餘罪輕重節紀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鎮，限兩日內疏理訖聞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內疏理聞奏。可見，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慶典盛事，無論是大赦天下，還是有減罪赦刑時，&ldo;開劫墳墓&rdo;作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範圍之內。

據《新唐書》記載，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於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仍然心存安、史崇拜，於是&ldo;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rdo;，然而適得其反，以致&ldo;眾滋不悅&rdo;，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ldo;發墓毀棺&rdo;的做法過於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舊唐書》也記載，張弘靖&ldo;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rdo;。民眾的&ldo;不悅&rdo;、&ldo;失望&rdo;，都表現了對於&ldo;發墓毀棺&rdo;反感的共同心理傾向。

因此說，早在唐代，無論是從國家法律還是從民眾心理傾向上看，人們對於盜墓行為都是極端的反感或著說是痛恨的。

對於盜掘墳墓的不恥行徑，並非只有漢民族的人有著激憤的心情，就算當時並不是很重視墓葬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都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來進行懲罰。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詔有&ldo;盜發遼陵者，罪死。&rdo;對盜掘遼朝帝陵者予以嚴懲的命令著於《金史》帝紀，說明當時最高執政者對於盜墓者的態度之嚴峻，曾經形成過一定的政治影響。《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記載，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ldo;尚書省奏，盜有發冢者，上日：&l;功臣墳墓亦有被發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r;&rdo;這段話就更能顯示出當時最高統治對於盜墓行為的明確態度了，對於那些對盜墓進行揭發的人根據情況進行賞賜。自古以來，人們賞賜告密者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賞賜盜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見，與刑罰結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有效地懲治盜墓行為。

</br>

<style type="text/css">

banners6 { width: 300px; height: 250px; }

dia (-width:350px) { banners6 { width: 336px; height: 280px; } }

dia (-width:500px) { banners6 { width: 468px; height: 60px; } }

dia (-width:800px) { banners6 { width: 728px; height: 90px; } }

dia (-width:1280px) { banners6 { width: 970px; height: 250p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