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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

&ldo;盡信書則不如無書。&rdo;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歷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著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

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鈍之事，於&ldo;神速&rdo;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淡論&ldo;軍中陣法&rdo;，發現&ldo;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rdo;，遂由此悟出史書記載為什麼不可信：&ldo;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rdo;

他認為，司馬遷所載尚不足為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為信：

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湘軍平江營中有個名叫吳士邁的營官，摘錄二十三史中有關戰爭的記載，編輯成冊，打算以此作為治軍的根據。曾國藩知道後，立即致函該軍統領李元度：&ldo;軍事是板質實之事&rdo;，&ldo;若以編輯二十三史成書為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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