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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頭有地位的，如果說他不佳，第一反應——你是誰？第二個反應，這人牛了，我往哪裡擺？

《新週刊》：關鍵是這種權力思維不自覺，不自知。

陳丹青：沒有別的話語，沒有別的思維。

《新週刊》：我們都在這個話語場裡頭，感覺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樣的方式說話。一旦放到另一個文化空間，差異立馬就出來了。這也是文壇最大的問題。

陳丹青：文壇裡還是有不少正派書生。但是大面積的集體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說法，就是被異化了，集體異化，長期異化。所以木心出現，反倒變成非我族類。

《新週刊》：像這種不可對話，木心他自己有感覺麼？

陳丹青：當然有，從來就有。他那副輓聯：「此心有一」、「彼岸無雙」，就是在看對岸這群人。

《新週刊》：他說，「每個大藝術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評價過自己，有人說出來，有人熬住不說」。木心公正地評價過自己嗎？

陳丹青：他介於「熬住不說」和「說出來」之間。他實在是長期默默無聞，一個藝術家的自我意識，憋不住的。他一定會說，問題只在怎麼說，對誰說。上文學課那些年，他會順口說到這類「私房話」。木心走了，我才公佈文學課筆錄。

《新週刊》：他極為推崇陶淵明，說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是陶淵明。

陳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樸素大氣的。他說到哈代，曹雪芹，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託爾斯泰，臉上佩服透頂。不少人討厭木心，說他做作，小氣，太精緻，這是另一個話題，我不想在這裡說。我的問題反過來：我們恐怕不知道，也不承認，我們的語境是一片泥漿，一片渾水，哪裡懂什麼叫「做作」？什麼叫「小氣」？

《新週刊》：他隱居的態度跟陶淵明的影響有關係嗎？

陳丹青：這是天性。換在一九四九年前，換在法國英國，他也會隱居。他是「老牌個人主義」，生來不喜歡「群眾」，同時，非常害羞。但他和所有藝術家一樣，渴望名滿天下。他退避，隔絕，知道自己是天才，同時渴望被閱讀，渴望光榮。

《新週刊》：對於誤解他是自知的？他還說過：一個人的知名度來自誤解。

陳丹青：木心是個老作家，可是論發表與傳播紀錄，他是個「雛」。他十三四歲開始寫作，將近六十歲才看見自己的書印出來，知道他的書擺在臺北書店裡。他長期不能遭遇合適的、保有自尊的出版機緣，但他私下會把自己的詩和散文親手做成書的模樣，封面，襯裡，扉頁，都弄得很精緻，很樸素。以後會放在紀念館裡，給大家看。

他的期待跟任何文學青年是一樣的。可是作品發表後，誤解就來了——他以為這樣清通明白的文字，大家會懂的，可當時中國臺灣大部分讀者的回饋，失之千里。他很苦惱。我知道這是剛發表作品的人都會有的感覺，就跟他講：「出名一定是被誤解的，你還早呢！」他聽了一激靈，若有所思地笑，回去後給我電話，說：「這倒是個說法。」他從此好像釋然了。

後來他就把這意思寫成一句話：知名度來自誤解。

你們沒見他剛發表作品的興奮，跟十八歲的韓寒蔣方舟一樣。快六十歲的人，喜滋滋看自己印成鉛字的版面，所有《華僑日報》《中國時報》的副刊，只要有他一個角落的文章，他就剪下來，用手藝貼上成很好看的版式，拉我陪他去唐人街影印，分送給大家。我們一老一少坐在書店地上數那些影印件，數到一半他又調皮了，說：「古人的成語真好，『坐地分贓』，一定要有『坐地』兩個字！」

據說張愛玲也一樣，她不回應讀者，但評論她的文章，都會讀。

《新週刊》：這對應了他另一句話——所有人類的文化都是自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