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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刊於《〈溫故〉特輯：木心紀念專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後收入《草草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孤露與晚晴[1]

紀念木心逝世兩週年

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木心遺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親，回京翌日，就在書房圓桌擺上媽媽的遺像，設為小小靈位。到今年七月的週年忌日，桌面換了鮮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鹹菜辣椒炒毛豆——媽媽中風那夜有我炒的這份菜，母親照常飲酒，與我談笑——擺好了，我就在書房跪倒，對著自己的小圓桌伏身磕頭，前額觸地時，稍覺有點滑稽，但終於是鄭重做了這套規定動作，心想，以後自當年年如此吧。

「週年的象徵性沒有帶給我任何東西。」羅蘭·巴特在他懷念母親的《哀痛日記》中寫道。這是實話，亦且法國人不磕頭。

人追念逝者，隨時隨地，不必有待週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傷節奏」，又是實話。但有誰知道自己的「節奏」麼？好幾回是起床後，走在廚房、過道、出門的路中，一念襲來，我會驟然哽咽、嘶哭，像個傻子。待狠命喘過，漸漸收淚，就去繼續做事。

人為死者哀哭，是自傷，也是親暱的幸福。有時我會蟄伏般地等著，不曉得是怕這襲擊，還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兩年了。那是另一種「節奏」。死者不同，悲傷自亦不同，但「週年的象徵性」確乎不帶來「任何東西」——他死了，這個詞一遍遍自動閃過，輕微而頻繁，好似無法關滅的訊號。但刺痛襲來也不因這個詞，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動而鮮明。反倒週年忌日，無所感。人在種種規定的日子總會自我提醒吧，那是「記得」的意思，不是哀傷。

年輕人居然記得：去年臨到十二月，海淀區一群大學生就要我去，說是為紀念先生逝世週年，預先申請了北大的某座禮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時《文學回憶錄》才剛弄好，正可是個話題。那夜來了好多學生，十之八九不見得知道木心，但大家聽到終場——又一年過去，今歲十二月初，上海的鄭陽，北京的劉道一，蘇州的晶晶，又來問忌日那天要不要辦活動。除了《溫故》將出版第二回紀念專號，今年不擬辦活動。晶晶，早在自行籌劃小小的聚會，有書籤，有小禮物，二十一日深夜來簡訊，說是到場六十多位各地的讀者，仲青、鄭陽，都去了，結束時，大家唸了文學講席的最後一課。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州讀者晶晶借「雅舍書屋」舉辦紀念會，上海、廈門、長沙、蘇州等地六十多位木心讀者參與。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讀者在烏鎮西柵「當年照相館」舉辦紀念會。

我無法知道木心怎樣想像他的讀者，也不能知道讀者怎樣想像木心。五月晶晶來烏鎮，我領她進了先生的臥室，給她看擱在書架上的骨灰盒，還有紐約電影人拍攝先生的剪輯版——木心於是在自己的臥室緩緩說話，電視螢幕對著他的空床，我們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沒見過先生，幾分鐘後她退開，說是不忍看。

小代頭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廳牆角，默默抽菸。他不哭。惟春末來過簡訊，說為別的什麼事下淚，念及木心，趁勢大哭一場，「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這孩子總算哭出來，說，他還是不能接受先生「變成了盒子裡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來。初起著手《文學回憶錄》，長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親在醫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慘苦，回家坐定，錄數百字，人即刻沉靜。此事前後八九個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來，則每月去一次烏鎮：晚晴小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