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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夥伴。

“啊，”他驚訝地看著封面，“誰選的封面？”

“我。”

“穀。”他想了想又說，“顯然，I　Look馬上要起來了。”

“真的？！”聽了這話我高興得像被打了一針強心劑。

“肯定。”他笑著，堅定不移地說，“因為我沒見過這麼難看的封面，I　Look已經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

從國外回來的人

從國外回來的人剛開始都有點優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們總覺得比別人高一截。一般來說，這種優越感在兩年內會被撞得支離破碎，如果你還能保持你的自信，還能堅持下來，那你就說不定能混出來了，真的能出人頭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為有三條感覺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著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輕鬆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作內容策劃是沒有問題的。二來我在紐約上的中學，每學期去三次當代藝術博物館，聽一次大都會的歌劇，我上的大學是羅斯福和肯尼迪兩任美國總統夫人的母校，還出過兩個女文豪，在這種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裡？就更不用說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了。最後，我有十幾年的商業經驗，知道什麼是現金流，而國內那個編輯又能夠如此精通商務？看樣子辦刊真是非我莫屬了。

而實際上我的辦刊能力是王府井街頭任何書報攤販能一語道穿的。我到現在後悔自己沒有能夠早點覺悟，辦刊交的學費遠遠超過了留洋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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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學，瓦瑟大學，坐落在紐約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個工業小鎮上。這個學校和她的環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蕭條，除了快餐，連個像樣的餐館都沒有。而希臘船王的後代經常開著敞篷賓士在鎮子附近飆車。全鎮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經失業，痛恨另類和移民的“紅脖子”，而我們學校40％的男生裡面有一半是同性戀，瓦瑟大學是美國惟一一個沒有橄欖球隊的大學。

馬修·瓦瑟先生是學校的創始人，他是一個啤酒商，發財以後於1861年建立了這個女校。原來應該是培養夫人完成學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給有錢人家的女孩再塗上一層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學84屆的畢業生，而我上學的時候，這個學校已經和其創始時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遠了。

瓦瑟的改變在二戰以後，60年代的時候瓦瑟大學出了一個作家，瑪麗·麥卡錫。她寫了一本書叫《THE

GROUP》，裡面描寫了四個瓦瑟大學畢業生在走出校園之後在社會里混蕩的故事。當然，書裡最尖銳的是麥卡錫冷酷地形容這四個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沒有得逞的性活動。由於這本書的轟動效應，瓦瑟大學女生從此得到了比較“開化”的名聲。學校的看家學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藝術史、英文是全美國都是叫得響的。

1981年我入學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說過瑪麗·麥卡錫是誰，也不知道這藝術史到底教什麼東西，我去瓦瑟大學是因為學校給了我全額獎學金。

我是9月的一個下午扛著鋪蓋捲入校的。由於是轉校生，沒有來得及選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個拐角裡的小屋子。後來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樓，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樓，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戀死黨才會選擇住女生宿舍樓。

這裡和我原來上的州立學校簡直天壤之別。每個宿舍樓都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裡面。學生們叫她們為“白衣天使”。據說這些人都是退休護士，這樣能照顧學生。她們幫我們這些沒錢在宿舍裡裝電話的學生接電話，有任何生活問題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們還有一些“綠衣天使”，她們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