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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產生澄清事實的效用；

③由於這一人群屬於文化程度、社會地位較高的中產階層，因此，對於他們的說服必須採用較為合理的傳播對策。舉例而言，以“兩面說”的方法施於其身遠比“一面說”更為有效。就此而言，我們感到，那種試圖以簡單化的“正面宣傳”理念來統攝傳播管理的做法——這一做法曾經多次被證明是虛妄的和落後的——在這裡，在有關流言控制的實證研究中，其非科學亦非明智的屬性，再次得到了檢驗。

流言的通道依賴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傳播，一個重要的旨趣在於揭示其對媒介的使用。然而，從傳播路徑來看，調查揭示了中國民眾在災害事件中對於流言的接受主要以“道聽途說”（56�7％）、“與人交談”（如透過電話等）（19�4％）與“網路”（14�2％）傳播為主。

從最初的地下SARS訊息的傳播路徑看，五城市間存在著某些共同點，但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在透過非官方媒體最先得知SARS資訊的居民中，五城市“道聽途說”所佔比例最高，且都超過了50％，而這其中以北京所佔比例最高（64�2％），其他四市比較接近。我們認為，北京所佔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為北京是受到資訊封鎖危害最為嚴重的城市。

一個明顯的結論是：資訊的不及時披露使人際傳播這一最古老的資訊傳播方式，在這次SARS流言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考慮到“道聽途說”較之其他媒介通道更為缺少傳播的信度，我們認為，不管是從五城市的總數比例、還是從北京一地的情況來看，“道聽途說”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流言在資訊封鎖之中更可能演變為謠言和謊言。

調查還顯示，透過網路傳播獲得流言資訊者所佔的比例以上海為最高（26�0％）、廣州為最低（4�1％）。其中，以上海為最高的原因，可以從上海地區網路資訊傳播程度較高及上海地區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這兩方面得到解釋；而以廣州為最低，可以從該地區資訊傳播選項中“其他”選項達10�7％（遠高於排名第二的6�1％）得到解釋：廣州地區SARS流言的傳播處在流言傳播急遽膨脹的早期，受眾慌不擇路的選擇多元化的資訊通道更符合當時的事理。另外兩個明顯的原因是：①處在SARS疫情深重的地區，廣州人在事件初期親身感受SARS的機會不亞於從傳媒感知的機會；②透過“手機簡訊”傳播的以廣州為最高（9�1％），且明顯高出其他四市許多。

突發事件與中產階層的流言敏感（3）

表5…34中產階層對流言傳播的通道依賴單位：％通道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總數網際網路14�826�04�116�115�914�2手機簡訊2�59�11�23�3電話14�816�920�722�622�019�4道聽途說64�253�255�456�554�956�7其他3�73�910�74�86�16�4樣本總數81771216282423Pearson　Chi�Square＝42�972，df＝16，P=0�000　《　0�01。

上述結果與五市SARS疫情出現的早晚、疫情持續時間與距離資訊公開的時間長短以及各城市間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異有關。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代表著媒體發展方向的網際網路和作為第五媒體的“手機簡訊”在流言的傳播中的作用已經佔據主要位置。從理論上來解釋，這種佔據當是基於它們對現有資訊權力疆界的打破，如波斯特所說：“網路空間中的音訊不容易被牛頓式的空間所限制，這使得邊界變得無效。”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時代》，範靜曄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