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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比較研究結果證實，非在業者的家務勞動時間遠遠高於在業者，即便雙休日裡在職在崗者的家務勞動量顯著增加，仍少於非在業者。研究者認為其中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是家庭經濟收入。緊接著，研究者進一步就在業群體內部的家務勞動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將在業者進一步分為在職在崗勞動者、下崗再就業者和自由職業者三類，研究發現，下崗再就業者平均一週的家務勞動時間明顯高於在職在崗從業者。研究者同樣從家庭經濟狀況對此結果進行了解釋，認為家庭經濟收入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了家庭成員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收入高，則用於家務的時間相對減少。王雅林主編《城市休閒——上海、天津、哈爾濱城市居民時間分配的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98～104頁。

在另一項關於上海市民時間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書，第174～176頁。研究者總結出上海市民家務勞動時間的特徵為：文化程度的高低與家務勞動時間的支出成反比，學歷越高，家務勞動時間越短。研究者運用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原理對此做出瞭解釋，認為人力資本的高低對有酬勞動與無酬勞動的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時代，個人在決定自己人力資源的投入與產出時也有著邊際效用的考慮，既然家務勞動是一種“無酬”勞動，那麼高學歷者豐富的個體資源自然趨向於投入市場，這樣可以得到更高的產出。另外，研究者認為，從機會選擇的角度看，高學歷者所從事的大多是知識、技術性工作，因而承擔社會有酬勞動、把時間配置在市場部門的機會自然更多，如此一來，大多數人自然會選擇僱傭鐘點工等替代手段來處理家務。

在設定本研究中的“中產”與“非中產”的職業區分標準時，“職業中產”很明顯多屬於在職在崗者，且多為職業穩定、並具有一定職業威望的工作者，而　“職業非中產”中非在業群體顯然較多，且即便是在業群體，職業地位也相對較低。因此，根據前述家務勞動時間上不同就業群體的差異情況，我們可以認定，“職業中產”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少於非中產。同樣，根據前述收入、教育水平與家務勞動時間的反比關係，我們可以引證此項研究中“收入中產”、“學歷中產”與家務勞動時間的反比關係。另外，針對調查中“您對休閒狀況不滿意的原因有哪些”的問題，對“家務負擔重”一欄的選項，“三合一中產”與非中產的均值分別為0�06與0�12，中產階層顯著低於非中產。

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無論從單項指標，還是綜合收入、職業和學歷三重指標，中產階層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顯然都低於非中產階層，因此，對中產階層而言，家務勞動等生活負擔方面的壓力程度顯然都比非中產階層要低。如前所述，這一判斷具備相應的理論合理性，並得到實際調查研究的佐證，與此同時，它也符合我們對當前中國城市家庭現狀的認識。聘請保姆、鐘點工已不再僅僅為了照顧剛出生的嬰兒，找個鐘點工燒飯或是打掃衛生已經成為城市中產階層家庭十分普遍的風景。

五大城市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閒暇活動方式比較

關於休閒活動方式的選擇，我們有幾個問題：（1）空閒時，您通常會作哪些活動安排？（2）最近兩年來，您是否經常外出旅遊？（3）最近一年來你去過哪裡旅遊？（4）您經常去體育場館健身嗎？（5）您平時有哪些興趣愛好（或喜歡做哪些事情）？（6）您個人認為最理想的休閒方式有哪些？透過分析統計相關問題的選擇結果，我們發現，與閒暇生活時間方面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的近似相比，在閒暇生活方式的選擇上，二者的差別堪稱顯著。調查結果表明，在休閒活動選項中，“出外看電影、比賽等”、“運動健身”、“旅遊”、“交往活動”等活動型專案上，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