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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邱吉爾同羅斯福都不喜歡&ldo;對一個我們尚未佔領的國家擬訂計劃&rdo;。他在1944年末給艾登的信中說：無論是在這場鬥爭剛剛結束，或者是在感情興奮激烈之後不可避免地緊接著要變得冷靜的時候，一個受過摧殘而震顫的世界上那種百感交集的情緒，要想在小小的篇幅裡都寫出來，那是錯誤的。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著大多數人的頭腦，而不隨大流的人往往不僅會變得孤掌難鳴，而且毫無用處。在這些世事中我們所得到的啟示是一步一步地得來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兩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儘量把個人的決定保留到所有目前還潛伏著的事實和力量都顯示出來。

這種觀點，毫無疑問，使得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們把這一政策描述為&ldo;不僅是對德國採取強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規避討論德國前途的公式&rdo;。往往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挫傷了希特勒集團內部反對派的情緒，使得德國在蘇軍到達歐洲心臟地區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爾在回憶錄中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見，他對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但我們不要忘記以下四點。第一，在兩次大戰中間，德國的民族主義者用來&ldo;博取同情的&rdo;主要論據之一是這種誇張失實的說法，即盟國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條件；1945年以後德國人一再企圖讓他們的征服者按海牙陸戰公約承擔明確義務，由此看來，他們一旦找到機會就會重蹈覆轍。第二，作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國人確信侵略是得不償失的。如果接受了一個德國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條件，上述教訓就會被遺忘殆盡，正如1918年發生的情況一樣，因為今後世世代代的人會爭辯說：要不是提出投降條件的人在國家背後戳了一刀，戰敗的命運是能夠避免的。德軍必須抵抗到底並在戰場上忍受明顯的失敗。第三，即使反納粹的反叛集團力量很強大，能夠上臺，對於那時盟國註定要堅持的條件，他們是否願意稍加考慮，也是頗為可疑的。&ldo;我記得有好幾次曾試圖起草能使征服德國者息怒的媾和條件。寫出來後，它們競是如此駭人，而且事實上絕不能辦到，以致把它們公佈出來，只會刺激德國人抵抗得更厲害。&rdo;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於無條件投降，那就勢必引起俄國人對盟國的懷疑，大大增加蘇聯同德國單獨媾和的危險。如果史達林按照他一度宣佈的那個意圖行動的話，即一旦把最後一名德國人驅逐出俄國領土，就停止進軍，那麼英美兩國的任務將大為複雜化。這種障礙實際上並沒有消除，因為據說史達林一直贊同起草確切的投降條件。

如果說決心把擬定德國投降條件的工作推遲到最後一刻鐘是一種明智的政策，那麼聽任感情用事，隨意違背這個方針，就無意義了。要麼對那些由專家們經過長期研究後草擬的方案加以仔細研究，要麼對這個問題乾脆迴避。實際情況是這樣，問題在最高一級談談停停地討33論過幾次，而且討論時沒有任何背景材料。具體地說，邱吉爾面對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麼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他方案。&ldo;最初我強烈地反對〔限制德國工業的主張〕。但是總統，還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們都要問他‐‐是那麼堅持，最後我們就同意考慮。&rdo;當時艾登不在場（他一經得悉有關情況，立即趕到魁北克並激烈譴責該方案）。魁北克會議期間，邱吉爾的主要民事顧問恰巧是徹偉爾勳爵，據科德爾&iddot;赫爾說，他敦促邱吉爾同意，因為他為這樣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辦法去做，英國可以解決戰後出口貿易的難題，這個問題在倫敦正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同時，總統最後作出讓步，同意英國提出的以德國西北部作為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