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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使他們滋長自信，確認其制度盡善盡美。他們對科學方法的尊重使得他們相信，無論什麼問題，只要有正確的方法，加上必要的決心，都能夠得到解決。美國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質外，還有反覆無常的缺點，容易感情衝動，為一時一事的情緒所左右。按照美國人的輿論，很容易在制訂政策時熱情有餘而認識不足，執行政策時則容易一往無前，不留餘地。美國人堅持己見固然是熱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實踐中碰了壁，放棄己見也是非常迅速的。歸根到底，美國公眾的頭腦極靈敏，但是在最後得出正確結論時不免要經過一系列左右搖擺，而這種搖擺暫時會使人大傷腦筋。

就德國問題而論，美國人的這類傾向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是因為很多的決策必得由一個人來掌握，而這個人行事容易流於機會主義，當時健康狀況又每況愈下。美國人一向十分熱衷於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德國問題這樣一個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學方法竟如此之少。對此，外界觀察家實在感到驚異不已。自然，美國有許許多多德國問題專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他們在地位較低的崗位上從事研究工作，他們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種共同傾向（如盟國遠徵軍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冊這個插曲所顯示的那樣），即主張採取溫和的對德政策。但是當你從負責的階梯一級一級向上升的時候，光就轉化為熱，從上層掌握決策的一小群人所輻射出來的溫度是鼓勵採取嚴厲政策的。而總統本人的態度並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連總統也沒有明確的指標，那麼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穩定的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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