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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講做人，有「仁、義、禮、智、信」這五大標準，而春秋時代的信觀念總體說來不在個人修養而在國家之間的外交行為。860這和一些現代觀念有所不同——也許是隨著國家性質的變化，現代人會以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而無永恆的敵我，乃至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理直氣壯地背信棄義，而春秋時代的人們也許要單純一些，至少在表面上還是常常會把信字置於利益之上的。

當然，在古人看來，即便這樣也是風氣墮落的體現。前文講過「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這個「古」是相對於春秋時代來講的。遙想那個古老的年代，再對比戰國時代的人質之風，確實會讓人感覺「世風不古」。

細想一想，世風真的是這樣不古了嗎？人類之間的信任真的是從「古者不盟，結言而退」退化到歃血而盟，再退化到人質泛濫的嗎？所謂「古者」，有多少託古而勾勒烏託邦的嫌疑呢？百多年來，做這種研究的人不在少數，早從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裡使用著近乎於現代人類學的手法一階一階地描繪著從動物社群到矇昧人社群、再到野蠻人社群而終止於現代的各大場景。其研究雖嫌古老，但主要觀點至今仍然經得起考驗。上古時代的人類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是很能激發好奇心的，但在研究手段不足的時代裡，這些滿懷好奇心的前輩們所能仰賴的大多也只有扶手椅上的哲學沉思了。曾經很主流的觀點是：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退化的過程，從上古的黃金時代退化至白銀時代，然後是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雖然在細節上說法不一，但大體無非就是這個思路，如果再加上託古改制和對現實政治世界、道德環境的苦心影射，那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了；另一類見解幾乎完全相反，認為當下的人類社會就算再糟糕，好歹也比以前的所謂自然狀態強得多，當前的最高領導人（主權者）就算再殘暴，好歹也比自然狀態下不存在領導人的時代強得多——持此論而聲名最著者即英國的霍布斯，《利維坦》的作者。霍布斯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在那個原始的自然狀態裡，發生著「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再者，自《進化論》問世以來，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新生的社會學領域裡，「科學」思想越發佐證著霍布斯那些「扶手椅上的哲學沉思」，此類人物以赫胥黎為代表，把人類的早年生活描述為毫無道德倫理觀唸的野獸混戰。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霍布斯和赫胥黎他們單單把握著人類天性中利己的一面，卻不知道利他性也是人類由漫長演進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來的天性之一，更遺棄了早在亞理士多德時代即已存在的關於人類的群居屬性的真知灼見，因而其論述不管何等精湛，立論根基早已轟然倒塌。克魯泡特金則早在現代學者對人類（乃至動物）的利他性進行深入研究之前，便已經從近乎人類學的視角揭示了問題的這一面——從《互助論》這一書名即可看出端倪。861

從克魯泡特金的視角，原始的社群儘管「野蠻」、「矇昧」，但這只是「文明人」眼光的初始感觀，「歐洲人第一次遇見原始人時，往往要嘲笑他們的生活，但是，當一個明智的人在他們中間生活了一段較長時期以後，便總要稱他們為世界上『最善良的』或『最溫和』的種族。」862

在這樣「最善良的」或「最溫和的」人類社群當中，盟約會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呢？前文已經談到過一種推測，即「『盟』最初可能起源於原始部落時代，部落之間透過『盟』這種儀式聯合起來，以處理部落間的大事，參加『盟』的部落間的關係大致是平等的。」而克魯泡特金將這類盟約的形成歸因於「以休慼與共的感情共處的人的範圍在逐漸擴大」：

不僅部落聯合成種族，而各個種族，即使是血統不同，也結成聯盟。有一些聯盟是極其牢固的，例如，凡達爾人在他們聯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