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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發生後，以法國為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聯合提出抗議，大批外**艦也前來天津海面巡弋示威，局勢極為緊張。當時德高望重但年邁多病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受命處理這事，不料卻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為棘手，法國方面要求將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全部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大夫文人則吵嚷著反對作出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之下，曾國藩表現出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沒有迎合公眾憤怒的情緒，也沒有屈從於外國的壓力，而是決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說，他勸說朝廷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他們不致被捲入到法國人的案件當中去，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楚了他們並非是拐騙而來，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隨即請求朝廷釋出宣告“闢謠”，為外國教堂“恢復名譽”，然後開始對案件做出處理，他建議將十五名元兇處死，天津知府和知縣撤職，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這一下卻惹惱了守舊頑固派，他們迎合群眾的不滿情緒，當即指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將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曾文正公就此“晚節不保”，落下罵名，成為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於事態出人意料的惡化，局勢有一觸即發之勢，李鴻章被調來接辦此案，幸運的是，此時歐洲發生了普法戰爭，法國國內局勢動盪，騰不出手來對付中國，李鴻章迅速藉此機會將此事予以解決，事情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中國賠償法國損失四十萬兩白銀，處死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還親自前往法國道歉。1871年11月23日，剛剛鎮壓掉“巴黎公社”的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對崇厚說，“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隨後接受了中國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機就此結束。

可是事情還沒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國勢力保護的傳教士及外國教會甚至可以凌駕與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眾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常常透過傳教士介入訴訟，傳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壓力，這樣一來的結果，往往是教民一方獲得勝利。因為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話，傳教士則有可能透過上級主教借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之手向總理衙門施壓，總理衙門稍有抗拒，這些公使們便動輒恫嚇要自行保護教會的利益。由此，總理衙門不勝其煩，只得責令地方官府儘可能的就地解決這些民教爭端，不要捅到上面來，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決。這樣民眾在民教衝突中便失去了國家公權力的保護，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無防護的狀態下與教會和一些無賴教民進行抗爭，而民眾的這種冤抑情緒一旦爆發出來，後果則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情況，連自以為“瞭解歷史”的孫綱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現在的情形是，總理衙門和地方官員一聽到和教會有關的案子就“哆嗦”，他們也深知目前處理這種問題的“危險性”，一個不小心就得丟官罷職，還得冒著被人罵得狗血淋頭的危險，而目前，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孫綱就是要藉著這種形勢，和那些保守派文人們開一個“灰色”的大玩笑。

在他的“授意”下，北洋軍情處“駐京辦”立刻開始了秘密活動。

不久，一個叫安維俊的御史上奏朝廷，說“現各地民教相仇，勢同水火，而朝廷處置失當，地方官畏於外人之勢，抑民過甚，民怨不得申，因而私相報復，輿情鼎沸，每有殺教民毀教堂之舉，遂遺他國以口實，”若不設法處理好這個問題，會形成惡性迴圈，“長此以往，恐成燎原之勢”，他建議“仿理藩院舊制”，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處理這類問題，“使彼傳教士及教民知我聖人之教誨，我亦明彼耶穌之言行，”這樣不但起到一個文化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