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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憤恨久久難平。相對於平襟亞的耿耿於懷，張愛玲則採取一概緘默的態度。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說到張愛玲見到小報上的評論文章，不管好與壞，都一一剪下，收集起來。要是這樣的話，秋翁的謾罵她當是見過了。

有學者注意到，張愛玲似乎只寫過有數的幾篇答辯文字。最早的一篇就是回應秋翁的《不得不說的廢話》。被誤解之下，不得不申辯幾句，也還稱之為“廢話”，可見張愛玲的態度；最晚的一篇是1978年11月回應別人對《*》的評論：《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應該也是不得不說的話，所以她在文末特意註上“下不為例”四字作結；再有一次便是在1946年針對有些人稱自己“文化漢奸”的辯解《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這是涉及到民族大義，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清白。除此之外，便再無其他的類似文字。尤其是在“灰鈿”事件上，事情的原委清濁到底怎樣，好像一概與自己無關。

周作人曾經特別欣賞倪元鎮的那句“一說便俗”：“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倪元鎮所謂“俗”是什麼意思呢，周作人解釋得很清楚：“此所謂俗，本來雖是與雅對立，在這裡的意思當稍有不同，略如吾鄉里的方言裡的‘魘’字吧，或者近於江浙通行的‘壽頭’，勉強用普通話來解說，恐怕只能說不懂事，不漂亮。”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暴力侮辱之下，辯解不僅無益，反而會讓辯解者自取其辱。有些事不說還好，一說出來便成了令人生厭生憎的俗事。然而，不說出來，就一定能於此事有所補益嗎？也許我等俗人不理解其中的深沉。那麼，張愛玲的不辯解是否可以引申為“一說便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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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遺棄到迴歸？（1）

——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中的接受史

作為一個在特定時期成名的作家，張愛玲的文學命運和她的個人命運一樣的耐人尋味。她成名之後不久，中國於四十年代末進入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新面貌。這對於本來就與外在的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的張愛玲來說，新中國越發使她感到陌生和難以接近。而她與胡蘭成的結合又成為一些人所攻擊的物件。因此，她不得不在在五十年代初遠走國外。從此在大陸文壇上銷聲匿跡，也在中國50——70年間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寫作上被打入另冊，湮沒不聞。

六十年代，海外學者夏志清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次把張愛玲寫進文學史。並給予高度的評價，由此在海外掀起張愛玲熱。到八十年代，大陸開始有學者研究張愛玲的作品，相關論著不斷出現。九十年代張愛玲的去世在海內外引起了一股最大浪潮的張愛玲熱。對張愛玲進入文學史的呼聲也不斷提高。1984年，黃修己的文學史第一次把張愛玲寫進文學史，隨後的現代文學史寫作也大都給予張愛玲一定的文學史位置。本文在縱覽諸多文學史寫作的基礎上，試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現代文學史中的張愛玲接受史做一梳理，從文學史寫作的角度探討其中的原因與問題。

一、“國家文學史”提出的背景和界限

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與民族國家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有論者稱：五四以來被稱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也有論者指出：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這樣的“文學現代化”，是與本世紀中國所發生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現代化”的歷史程序相適應，並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它的發展又與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程序同步。二者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文學的發展往往和政治卷在一起。1949年以後，這種關係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