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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卻不得不放棄這一審美立場，而採取自己原先反對的善惡對立，善惡衝突的寫法。1950年新中國的成立，對張愛玲的內心有很大的衝擊，在這個時代的大潮流面前，她寫了一個9歲就當丫鬟，14歲被主人姦汙懷孕並被姨太太踢傷致病的女子暗無天日的悲慘故事。張愛玲直接用“吃人的社會”代表舊社會，用“蔣匪幫”詛咒舊社會的統治者，體現了她明確的政治判斷與道德判斷：舊社會“吃人”，新社會“救人”；從前是噩夢，現在是光明；過去被剝削，如今得解放；一邊是惡，一邊是善。在這篇小說中，早期那個純文學、純審美的追求永恆的張愛玲已經不存在了。她在1950年時已經很“政治”了，之後所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只是她的政治立場的轉向不同而已。因此，劉再復得出結論說，張愛玲天才的夭折是時代的結果，時代已經沒有追求超時代的作家的存身之所，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香港，都逼迫張愛玲起來否定原來的張愛玲。寫作《秧歌》與《赤地之戀》的張愛玲，不再是抒寫“一切時代”都存在的題材，而是轉向去寫大變動時代的題材，她也不再回避戰爭與革命，而是擁抱戰爭與革命，不再反潮流，而是擁抱潮流。

對劉再復的質疑，夏志清做了兩點回應。第一，關於張愛玲與魯迅，他認為，如果說張愛玲的天才是夭折，那麼魯迅更是失敗，張愛玲的夭折是為了生活，一個人進入困境，往往必須妥協。你不得不為了一些小事而放棄夢想。他說張愛玲在香港寫《赤地之戀》時可能因為生活困難，接受了美國新聞處的資助，“故事大綱已經固定”，張愛玲自己卻一直感到不滿意。魯迅的妥協是更糟的一種。當年的自由主義文人，有魯迅、胡適、徐志摩、葉公超、陳源，很多人沒有妥協，除了魯迅。魯迅後期的勇敢是假的勇敢，被人利用和控制。所以更不可取。在研討會結束後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夏志清說：“魯迅也是個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說，從為人和作品砍，魯比張更不如。魯迅在北京時，與胡適一樣，都是不錯的文人，但後來卻向*屈服了，做了左聯的領袖，你可以說他偉大，但換個角度說，他也成了走狗。”相比之下，張愛玲是近幾十年來最有尊嚴的中國人，《赤地之戀》不失為一部傑出的小說。第二，關於張愛玲與丁玲。說到女作家時，夏志清認為，蕭紅的成就是很高的，應該說可以與張愛玲平等。但丁玲是不同的類別。丁玲的小說沒有一本是好的。他並且舉《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例，爭鳴丁玲的文字很是糟糕，語言很笨，實在不算什麼。夏志清的這一評論和他自己以前對丁玲的論述有些出入，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他認為早期的丁玲是個忠於自己的作家，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也有其價值，“流露著一個生活在罪惡都市的熱情女郎的性苦悶與無可奈何的煩躁。”　。。

第四章　劉再復、夏志清關於張愛玲文學史定位的基本價值取向之爭（3）

夏志清對劉再復的回應，是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已經流露出來的批評觀點的延續。雖然夏志清一再說自己的小說史堅持自己的批評方式，以作家作品為依託，以西方的文學審美觀點為標準。並挖掘除了諸如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路翎、張天翼等人，但是，在肯定這些作家的文學成就的同時，他也否定了魯迅、矛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等人的成績。他在政治上的*立場，還是頑強的滲透進他的文學批評標準中去。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時又把另一批作家進行了“掩埋”。劉再復指出，作家有選擇政治立場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場而抹煞其作品，這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政治批評。他進一步指出，他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赤地之戀》的批評，並不是批評他們的“擁共”與“*”的政治立場，而是批評他們與描述物件沒有保持足夠的距離進行關照，卻用政治眼光取代審美眼光，從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