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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對於哪些船隻參與或沒參與敦刻爾克行動，具備了淵博的知識。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stitute）的圖書館員安德魯&iddot;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軍博物館的理察&iddot;布萊奇（ri插rd brech）都給了我許多有用的建議。

全英國各地各個軍團司令部的秘書都非常樂於幫忙。我尤其感謝冷溪衛隊的貝茨中校（fadbetts）、擲彈兵衛隊的林賽少校（oliver ldsay）、達勒姆輕步兵團的漢佛瑞中校（rehuphreys）、格洛斯特軍團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愛爾蘭遊騎兵團的查爾利中校（wrh插rley）。維多利亞女王步兵團協會的金恩小姐（ekeen）不僅提供資料，還幫忙安排一場會議，讓我跟許多加來老兵見面會談。

在航海方面，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協會一直積極幫助我辨認各種船隻。這個組織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尋常的遊艇俱樂部：取得會員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透過協會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爾克小型船隻受到精心儲存。協會的檔案管理員約翰&iddot;奈特（john knight）對這些船隻瞭如指掌，並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識。在此特別向佈雷馬爾號（brayar）的船主哈利&iddot;摩斯（harry oss）致意，他招待我參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試航晚宴。

我從塔夫造船廠之行得到了豐碩成果，得知這些小船是如何集結和分派人手。這個家族企業目前的老闆，羅伯特&iddot;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廠中有關撤退行動的檔案。我無法前往蒂爾伯利，但那並不妨礙蒂爾伯利承包集團的秘書塞吉維克（cesedgwick）幫忙，該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爾克，他大方地為我影印三位船長當年遞交的報告。

德國檔案管理員跟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有耐心且樂於助人。他們似乎怎樣都不嫌麻煩，毫不厭倦地找書和記錄供我閱讀。衷心感謝弗萊堡的德國聯邦軍事檔案庫、斯圖加特的當代史圖書館，以及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stitut f&uul;r zeitschichte）等地方的傑出館員。科布倫茲（koblenz）的聯邦檔案館擁有豐富的照片館藏，我也十分感激這裡的館員為我提供一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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