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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銀正雄的《評唐文標的評論張愛玲早期的小說——兼談其“實事求是，不作調人”》，也從批評者的態度、手法和觀點各方面，對唐文標的觀點提出批評。他認為唐文標只批評張愛玲自己也不滿意的早期作品《連環套》是不公平的。對唐氏把這未完成的故事看做“姘居”的觀點，銀正雄以為這只是捨本逐末的做法，誤解了張氏對人性的洞悉，反而表現了他自己的本身文學眼光的短淺和狹隘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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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陸學界對張愛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爭（1）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張愛玲在大陸學界開始“浮出歷史地表”。張愛玲在這個時刻“浮出歷史地表”有其一定的背景因素在內。首先，從國內文學界的整體狀況來看，“一體化”的文學格局開始鬆動，作家和評論家們熱心追尋的是五四傳統的延續，“新啟蒙”，現代主義，等等。國外的一些先進理論和論著也逐漸傳入大陸。1979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香港友聯出版發行，很快就傳入內地。一方面是學術上的門戶洞開，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另類”敘述，二者很快就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原來，在思潮、流派、革命鬥爭史之外、在《創業史》、《紅旗譜》、《青春之歌》之外，還有錢鍾書、沈從文、廢名、張天翼、路翎等一批讓人痴迷的作家存在！更為詫異的是，還出現了一個從未聽說過名字的張愛玲，並且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佔據很重要的地位。所有這些，驟然改變了一大批青年學者的“文學史觀”。尤其是張愛玲，她獨特的寫作風格、非常個性化的描寫、對色彩的敏感都給人一種非常大的藝術衝擊。溫儒敏回憶說：“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們磕磕巴巴讀了夏志清的英文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越發相信我們自己的藝術判斷：張愛玲是不應被文學史遺忘的一位傑出小說家。”（溫儒敏《近二十年來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再讀張愛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然而這些只是最初的“接受史”，這批“出土文物”作家對新時期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還只是具有一種“新啟蒙”的意義。真正的學術意義上的研究還要等到八十年代以後。趙園的《開向滬港洋場社會的視窗——讀張愛玲小說集》和顏純鈞的《評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都從學術研究角度考察張愛玲的小說題材、手法、風格特色，他們的研究標誌著張愛玲研究在大陸新時期的起步。在他們之後，老作家柯靈回憶張愛玲的一篇《遙寄張愛玲》引起了學界對張愛玲更為廣泛的關注。柯靈的文章先後發表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讀書》和《收穫》雜誌上，文章對張愛玲在四十年代的創作和作品出版情況做了介紹，並且為張愛玲的研究者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同時，對張愛玲在四十年代後期的遭遇十分感慨，針對張愛玲的文學創作與影響，柯靈說：“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與不認識，承認與不承認是時間問題，……”。《收穫》雜誌在編髮柯靈的文章同時，重刊張愛玲四十年前作品《傾城之戀》，把張愛玲的影響進一步推向了社會。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研究張愛玲的論文，較為重要的還有：饒凡子、董仲年的《張愛玲小說藝術論》，主要從張愛玲的小說結構、語言方面進行評論；宋家宏《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和《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及其創作》，從張愛玲的個人氣質分析她精神上的“失落者”心態，所以她的作品才一直都帶有一種“荒涼”、“自卑”、“孤獨”。其他的研究論文還有呂啟祥《與》，指出《金鎖記》與《紅樓夢》之間有緊密的關係，以《金鎖記》為首的小說中有很多《紅樓夢》的痕跡。這也是對四十年前傅雷對張愛玲作品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