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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解嚴而未能成行。曾國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兩營七百二十人，35而其書信中的言語也不免含譏帶諷。以王錱之自負的個性，非但聽不進曾的勸告，反而認為他是出爾反爾，有意刁難。這樣，王對曾之札件，&ldo;概不回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rdo;。36出現這種&ldo;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rdo;的局面，平心而論，兩人都有些意氣用事，但王錱責任更重。此後，兩人分道揚鑣，形同路人。王錱脫離了曾國藩系統，成為駱秉章節制下的一支湘軍。可王錱也就此失去了大展宏圖的機會，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帶兵東徵，麾下大批將領均不數年而位列封疆，王錱所部卻成了湖南地方的治安軍，多數時間以偏師在省內及湘贛邊一帶防剿土匪，難得有建立大功的機會，直到死時仍不過是個道員。王死後，這支部隊重回曾國藩麾下，成為所謂&ldo;老湘營&rdo;的基幹隊伍。

此時，曾國藩又糊裡糊塗地攬上了一項差事：籌建水師。事情的緣起是，太平軍自益陽、嶽州擄獲民船上萬艘，並組建了水軍。此後，藉助這支水軍，太平軍上下長江，迅如疾風，機動性大大超過了清軍。譬如，五十萬太平軍自武昌東下江寧(南京)，沿途攻城略地，走水路不過二十多天;而向榮督率總兵和春、秦定三、李端、玉山等自旱路兼程追擊，趕到江寧時，已在一個半月之後，江寧則早在十多天前陷落。太平軍在長江上下往來自如，而追堵的清軍則疲於奔命，望江興嘆。

最先認識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的是郭嵩燾。鹹豐三年五月，太平軍西征大軍一部進抵九江，連克彭澤、湖口、南康，南昌告急。被任命為幫辦江南軍務的湖北臬司江忠源所部一千二百餘人，在趕赴江南大營的途中受阻，遂改援南昌;江兵少力單，被太平軍悍將曾天養等圍困於城中，求援於湖南。六月，曾國藩分調三路兵勇近四千人赴援，郭嵩燾偕行。

至，即從忠烈公(即江忠源，忠烈為其諡號)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處)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住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只三面，瀕江一面無牆，人皆舟居。問船賊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即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制，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37

江忠源所上《請製造戰船肅清江面疏》，也是由郭嵩燾主筆，其論無水師之弊雲：&ldo;粵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擄掠民船已逾萬數，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數百里盡以資賊。多或百數十船，少或一二船，往來停泊，無敢阻攔。江南揚(州)鎮(江)等處，皆兩面憑江，並力攻圍，而賊得水陸救護以牽制(我)兵力，故欲克復三城，38必籌肅清江面之法;欲肅清江面，必破賊船;欲破賊船，必先製造戰船以備攻擊。賊船出沒無常，季風急趨，一日可數百里，官兵既無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禦無所用，是以其勢日益猖獗。&rdo;最後強調：&ldo;剿賊之略，無急於斯論者。&rdo;39江忠源並將與太平軍爭奪制水權之重任，寄厚望於曾國藩：&ldo;方今賊具有長江之險，非多造船筏，廣制炮位，訓練水勇，先務肅清江面，竊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無安枕之日。然竊計海內人才，能辦此者，惟吾師一人能管駕船勇。&rd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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