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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擠走。

曾國藩家族所在的湘鄉，也是這樣。國藩做京官那十幾年，家鄉幾任父母官的官聲都不佳，&ldo;先是，湘鄉錢漕地丁悉由書吏徵解，浮收倍取，恣為奸詐&rdo;。102道光二十八年，縣中士紳甚至推生員王錱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於武昌折回，沒有告成)。但曾國藩極不願家人幹預地方事務，給人以武斷鄉曲的劣紳形象，故為家人出了個應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務中，保持一種置身於事外的超然立場。&ldo;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rdo;103

但清官則不同。道光三十年，酃縣知縣朱孫詒調任湘鄉，這是位清官，下車伊始，即召見王錱等士紳，詢問一縣之利弊，隨後便對賦稅的徵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ldo;朱公易為民自投納，官給以劵，不復假手書吏，祛百年積弊。&rdo;104故大得全縣紳士百姓的支援。不用書吏，那麼徵收的工作交給誰?朱孫詒決定交給紳士們來做，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以至於一向置身於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改革。在給國藩的家書中，竹亭公之興奮溢於言表：&ldo;今年錢糧公事辦得極好。朱石翹父臺(石翹為朱孫詒之字，父臺為對父母官的尊稱)不受錢，有能有為，不為吏所惑，除弊務盡，除惡必去。百餘年積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戶一旦樂輸，甚非易易。餘與趙玉班、朱堯階、賀石農、劉月槎及潢男(即國藩的二弟曾國潢)等十分辛勤幫石翹父臺辦成。十月廿四日，我都(指曾家所在的二十四都)米已齊上;各都均踴躍，完糧者歡聲載道。至樂捐以彌補上年戶房書辦虧空。正餉隨各姓捐照樣，去年糧戶兩房包徵浮收，連捐項尚是減價，並無勉強者。&rdo;105又云：&ldo;予數月奔走，費錢費力不惜者，因由此好官，得成好事，各都紳耆皆踴躍從事，所以易易也。&rdo;

賦稅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惡勢力，安定地方，由於得到士紳們的支援配合，也得以順利完成。湘鄉如同他處，也有會黨活動，還有些為惡鄉裡的地痞惡霸，糾結宗族勢力，偷盜搶劫，抗稅抗糧者，共同構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朱孫詒在改革弊政的同時，對這類人也出以重拳，一舉端掉了有會黨背景的熊聰一團夥與左光八等黑惡勢力。107士紳們以前對這些人畏避三分，現在有官府牽頭整治，眾紳極為踴躍，甚至派出數千鄉勇參與行動。用竹亭公的話說：&ldo;我縣糧餉、會匪二事相因，會匪有糧者不少，抗糧之戶從此生端，而會匪之羽翼更多，虧欠公項之戶房又從而陰護之(李壽七、李壽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懼國法。今年賴有此好制軍，好縣官，紳士乃敢出力幫辦，真是官清民安。&rdo;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則民必不安，早晚會釀出大亂子來。可惜這個簡單的道理，被私慾矇住了眼睛的官員往往視而不見，甚至與地方惡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直至亂象四起，民心喪盡，方悔之無及，而歷史很可能已不會再給他們洗心革面的機會了。

曾國藩是深明這個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廣西大亂的根源，即出於地方官員的養癰遺患。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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