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俠(第2/5 頁)

並存，故遠比兩漢豪俠的形態來得繁複。其間，有施愛尚義，有醇厚之風的志士，也有放縱末流，豪暴凌弱的惡霸。

而其中最為相通的一點，就是他們往往都是棄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習武任俠又大多懷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資本。

東漢末年，亂象已現，對此有先見的上層社會成員開始重新對自己進行自我設計。其中，有曹操，張邈，袁紹，袁術等最為著名，他們結交豪俠，並非只圖自保於亂世，而是棄文習武，好為俠行，以求在風雲際會時有所作為。據說曹操“少機警，有權術，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曾私自進入權臣中常侍張讓的室內，被發覺後手舞短戟越牆而出，追兵對他也無可奈何。

梢後，四海不寧，干戈紛擾，上流社會人物習武任俠更為普遍，三國中的吳將魯肅，本是富家子弟，見天下大亂，便學擊劍騎射，並招聚百名輕俠少年，成為一名豪俠首領。平時，借上山打獵的名義，暗中在深山進行軍事訓練，並加以嚴密的組織，形同軍隊。後來，便利用這之力量，保護族人移居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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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族弟曹仁與此相類而更勝之，後來將手下的近千輕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軍。

也有另一部分豪俠群體，因宗族關係舉族築堡聚居，豪俠頭目即為塢堡的軍事首領。許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他曾將塢堡中的男女老少按軍事方式嚴格組織起來，打退了萬餘土匪的攻擊，“聞者皆畏憚之”。

而當時上流人物的習武任俠，則大都懷有政治野心。戰亂和混亂的政局使得習武比飽學通經更易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的任俠，不過是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和途徑。由於他們的大量湧入，極大地改變了武俠世界的結構和成分。

不得不說，他們才是三國時代“俠”的主角。

一、漢末遊俠特點和興起背景

1。復仇

“俠”的復仇之義古來有之，但其真正的彰顯卻是自漢代開始。

東漢時期標榜“孝道”，屢頒赦令，更是在社會道德與法令條例上都助長了這種為了實踐“孝道”而復仇的風氣。漢章帝時官修的《白虎通義》就有如此記載，“子得為父報仇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其中將“孝子”與“忠臣”直接畫上等號，等於從法律上認可了這種“俠”義式的復仇。有了道德上的認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時間“俠”風大盛。

而復仇風氣的普遍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為了復仇養客殺人，二是因“復仇”而揚名天下，進而轉變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強。這種情況一直保留到漢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張繡，為上司報仇，“閒伺殺（曲）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三國志·魏志·張繡傳》)，這種因“義”或“孝”而引起的復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可和支援，從而進一步獲取在亂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漢末“俠”開始出於豪強之家而非平民

較之於先前的“私劍”或是“任俠”，漢末遊俠的組成和概念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繼為俠，如董卓、袁術、袁紹、曹操、孫堅等人都是以貴胄公子而為俠的；二是在地方各擁部曲，形成俠客集團化的豪強，如濟南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揚州“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三國志·魏志·劉曄傳》），臨淮魯肅，“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3（《三國志·吳志·魯肅傳》）等，都具有相當的規模，雖不至擁兵自重，亦可稱為勢力廣大，成為地方豪強，名噪一時。

而“俠”的概念也不僅僅流於刺客殺手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