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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狀況是如何地深感恥辱，接著而來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個新的時代，往往是在對時代的批判中漸漸萌生的，而對舊時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擁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時才能開始。尋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動力來自哪裡？來自恥辱意識的覺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後，再反過來促使恥辱意識發育成熟。在具有生機的所謂新的時代，恥辱意識又轉化為尊嚴意識。所謂尊嚴感，乃是按自身理想來創造自身的權利、信心和力量；所謂恥辱感，乃是受挫的尊嚴感。

我們連恥辱意識的最初覺醒還談不上，我們離新的文化理想怕是還很遙遠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這樣的民諺：人無兩塊皮，百事都可為。把它翻譯成文化人的話語就是：人一旦放棄了尊嚴，放棄了對自己的要求，那就什麼境遇都可以忍受，什麼醜行惡行都能幹得出，再也沒有羞恥可言。由於放棄了自我要求，我們無須拒絕什麼，無須反抗什麼，也無須要求什麼，無須捍衛什麼，更無須懺悔什麼。表面上是無慾而剛，實際上是生命取消主義。

就這樣，我們成了不知羞恥的人，和不知羞恥的群體。

前幾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後，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滿地說：我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活得這麼感覺良好。

“感覺良好”的內蘊無非是：我們活得這麼嬉皮笑臉，活得這麼下流，這麼無恥。

然而，生活是嚴肅而又神聖的，正如靈魂一樣。我們應該為醜惡卑汙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懼，而徹底不眠。

由於靈魂的恐懼和顫慄，由於恥辱，我們應該徹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學人從自身的生存困境出發，討論起人文精神失落問題。有人馬上從學理上對此提出質疑。質疑者完全漠視了這個問題中所包含的對於文化現實和生存狀態的反思，漠視了它所表現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號，從而把一場靈魂的拷問和掙扎轉化為一場概念與概念的拼板遊戲。他們真的一點也感覺不到生活的困境與痛苦嗎？我有點不相信。也許他們不過是故意東拉西扯，以逃避對於恥辱的正視？

不敢正視恥辱乃是我們所有恥辱中最大的恥辱。

如果我們還想改造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靈魂，我們就必須認認真真地咀嚼恥辱，透過反反覆覆的咀嚼，品出恥辱的真味真源和真義，然後起而反抗之。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同時還應該致力於描述恥辱，也就是以某種符號把我們內心的恥辱展示出來，這既是咀嚼恥辱的一種方式，也是反抗恥辱的一種方式。透過描述，赫然凸現出恥辱的存在，並無情地刺激起我們的恥辱意識。

或許，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生活還有一絲得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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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與自虐

魯迅的後半生，一直揹著官方的通緝令，他卻從容而平安地寫出了那些咬牙切齒的文字。堪可對比的是，他的傳人胡風卻因了一封奏書而陷獄25年。難怪後人對魯迅除了尊敬之外，還禁不住要羨慕他的好運氣。試想，在秦城監獄的無可洞穿的高牆裡，胡風能說什麼呢？即使他的犧牲意志無限膨脹，一點自衛意識也沒有，他仍然沒法寫出魯迅式的文學。不是每個時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來擔當世界。有時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蠻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卻連言說的權利也被剝奪。即使你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你也沒法留下索爾仁尼琴式的堅定曉暢的文字，甚至連魯迅式的隱晦艱澀也行不通，因為言說本身不再可能。這實在讓那些“鐵肩擔道義”的知識分子為難，最基本的勞動方式已經無效，等於完全被剝奪了勞動權。他們要麼放棄自己的人生立場，消解生命的意義和世界的意義，要麼另闢蹊徑，曲折地延伸生命，擔當世界。

自古